翻档案是个什么活儿呢，就是把二十年前别人偷的懒，一件一件捡起来看看。
第一天，付平翻了六箱。
地下室没有窗。人在里头待久了，就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天。管档案那位姓什么付平一直没记住。她在里头待了二十年，她说她早就不知道了。
地下室的门是铁的，推开的时候有响。付平头一天下去，把三个列的位置都看了一遍，记在心里。他干过村官，知道东西乱归乱，只要是人经的手，就一定有它的规矩。找东西的路子不在目录上，在那些箱子上。
六箱翻完，付平的手是黑的。他洗了三遍，指甲缝里还是黑的。
小邵在旁边帮他递箱子，递到第四箱的时候忍不住说了一句，市长，这个事是不是可以交给档案局。
“可以。”
“那咱们……”
“交给他们，他们得问我要查什么。我连自己要查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们说。”
“那咱们翻到什么时候。”
“翻到我认得为止。”
小邵没听懂。
“我不知道那批地出了什么事。我要是知道，我直接调文件就行。我不知道，我就得看。看到第三十箱的时候，我就知道往哪儿看了。”
他又抽出一个箱子，把上头的封条撕开。
小邵说，市长，这个事说出去，没人信。
“什么没人信。”
“说您自己在地下室翻二十年前的纸箱子。”
“信不信是他们的事。”
他把箱盖掀开，里头是一摞用麻绳捆着的卷宗。麻绳一碰就断，断了就散。付平蹲下去，一张一张捡。
第二天他带了六个人来。
这六个人是各单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年纪最大的六十八，最小的五十九。付平让人从老干部名册里挑的，挑的标准只有一条，九八年前后在岗位上待过。
六个人来了以后，先在地下室站了一圈，谁也没说话。
这六个人站在那儿，谁也没先说话。他们互相认得，都是当年一个口子上下来的。二十年前一起开过会、签过字、分过厂。现在站在一堆纸箱子跟前，像是又被叫回来开了一次会，只是这次没人发材料。
最后年纪最大的那位开口了。付市长，您这是要查什么。
“查〇〇年前后那批改制，地是怎么没过户的。”
那位哦了一声，说，那他知道。
付平抬起头。
“那年我在经委。改制的厂子一百多家，一家一家过，过到最后半年，上头催得紧，说是年底必须完成。怎么完成呢，房先过，地后补。”
“为什么地要后补。”
“地的手续麻烦。得测量，得评估，得报批，一样要走两个月。一百多家厂，两个月一家，得二十年。”
他说完这句，自己笑了。
付平没笑。他问，那后补的话，是谁说的。
那位想了想，说会上有这个话。
“哪个会。”
“记不清了。会开得多。”
“纪要呢。”
“应该有。”
“应该在哪个箱子里。”
那位摇头。不知道。
六个人开始翻。他们比付平会翻，知道卷宗怎么码，知道什么叫请示什么叫批复，知道哪个章是哪年换的。
翻到第三天下午，年纪最大的那位喊了一声，这个。
付平走过去。
那是一份会议纪要，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共四页。前三页讲进度，最后一页讲办法。最后一页的中间有一段，写着，鉴于土地手续办理周期较长，为不影响企业改制进度和职工安置，各企业房产过户先行办理，土地过户手续随后补办。
底下没有期限，没有责任人。
这一句写得很顺，顺得像一句好话。可付平一眼就看出它缺什么。缺日子，缺人名，缺一条办不成怎么办。好话都是这么写的，写得让人挑不出错，也让人没法追问。
付平把这一段看了三遍。
“就这一句。”
那位老同志说，就这一句。
“后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补。”
“没有。”
“有没有说谁负责。”
“没有。”
“有没有说补不完怎么办。”
“没有。”
付平把纪要放在膝盖上，坐着没动。地下室里安静，灯管嗡嗡响。
过了很久，付平说，他们那年是对的。
小邵说，啊。
“那年他们赶着把厂子办下来，赶着让工人不下岗。一百多家厂，几千号人。要是按地的手续走，一年也走不完一家。他们走了个近路。”
他说，近路不全是错路。那年他们没错。
“那现在呢。”
“现在错了。”
他把纪要合上。错不在当年走捷径。错在走了捷径以后，没人回来把这条路修好。近路走了二十年，就变成了死路。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把这几页复印了，原件不动。
复印的时候他让人多印了一份，收在自个儿兜里。原件他不动，一份留底，他心里才踏实。
那位老同志问，付市长，这个要上报吗。
“不报。”
那位愣了一下。不报。
“报上去，头一句话就是当年是谁定的。一问这个，就没人说话了。”
他说，他不问当年谁定的，他问现在谁能补上。
第四天上午，国土口来了两个人。来的是个副局长，姓万，四十来岁，进门先递烟，被挡回去了。
“付市长，我听说您在档案馆。”
“翻了三天。”
“这个事，我们这边能不能帮上忙。”
“能。你们把〇〇年以后企业来问土地过户的登记，调一份给我。”
万副局长脸上的笑没了。他说，付市长，这个登记表，怕是不好调。
“为什么。”
“那几年没有电子的，都是纸的。纸的都在库房里。”
“那就去库房调。”
“库房那边……”他停了一下，“搬过两次家。”
“搬丢了。”
“不是丢。是没有。”
付平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那几年可能就没登记。”
“没登记是什么意思。”
“就是企业来了，问了，我们口头答了。答的什么，没记。”
付平点点头，说，那我问你一句。
您问。
“这些年，有没有企业来问过。”
“有。”
“一年多少家。”
万副局长说，这个……
“你估个数。”
万副局长想了想，说，几十家吧。
“几十年下来，几百家。这几百家来问了，问完了没下文，也没登记。”
万副局长不说话了。
“我不是来查你们的。”
万副局长抬起头。
“我要是来查你们，我今天就把这几百家的名册调出来，一家一家问，问他们哪年哪月来的，问的谁，怎么答的。”
他说，他调这个干什么。调出来，他们这些人就得担责。担了责，往后更没人敢办。
万副局长站在那儿，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今天要的只有一样。往后企业来问，问了就记。记清楚哪年哪月哪日，谁问的，谁答的，答的什么。”
他说，这一条从今天开始。
万副局长说，是。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身。付市长，他说句不该说的。
你说。
“您要认这几百家的地，等于说当年那批手续是缺的。这个话一出，上头问下来，谁担。”
“我担。”
“您一个人。”
“先我一个人。”
万副局长看着他，看了几秒，什么也没说，走了。
万副局长走到走廊尽头，脚步慢了半拍。他大概想回头说点什么，到底没说。这二十年经他手答过的话，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答的时候都是顺口答的，谁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个新来的，一笔一笔记他的名字。
那天下午，付平把那份会议纪要摊在桌上，看了两个钟头。
小邵进来送水，看见他还在看。
“市长，这四页您都背下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