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五月二十六号开的。
市政府常务会，十五个人，一个不缺。付平到永川四十五天，头一回坐下开这个会。
会议室在五楼，长桌，桌上摆着花。花是塑料的，谁也不知道摆了多少年。付平头一回看见的时候以为是新的，凑近一看，叶子上落了一层灰。
康副市长主持。他开场说了两句，把付平那份七条办法发了下去。
十五个人翻纸的声音，响了三分钟。
翻完，康副市长说，付市长，你说两句。
付平把面前的稿子推开。他没写稿子。他只带了那本名册。
“我不说这个办法有多好。我先说三个数。”
头一个数，永川三千多家企业里，有一千三百家的房是自己的，地不是自己的。这个数是他抽了二十家抽出来的。
这三个数他背了一路。会上他没看稿子，也没看本子。他要的不是把数念准，是让这一屋子人先听见三个数，再听办法。办法是死的，数是活的。数是这一千三百家厂，一家一家跑出来的。
第二个数，这一千三百家里，有四百多家已经停产了。厂没了，人散了，地上长草。其中四十七家，连人都找不着。
第三个数，剩下还在生产的那些，平均跑了九年。有一家跑了十四年。
他说完这三个数，停了一下。
“我今天不是来求大家同意一个办法。我是来说，这一千三百家里，有四百多家已经等完了。”
屋里没人说话。
头一个开口的是国土那位。他说，付市长，这个办法他看了三遍。
“您说。”
“第二条，连续使用二十年，税是这个企业交的。这个查证太难。二十年前的东西，我们库房搬过两次，有的找不着了。”
“找不着怎么办。”
“找不着就办不了。”
“那我们换一条。”
那位愣住了。
“查不到税票的，用别的证明。电费单子，水费单子，职工的社保记录，厂门口那条路是谁修的。这些算不算。”
“这些不够硬。”
“一条不硬，三条加一块儿硬不硬。”
那位不说话了。
“我们不是在打官司，我们是在认一件事，这个厂，是不是在这儿待了二十年。”
他说，这件事，厂里的工人知道，隔壁的厂知道，街道知道，供电局知道。要是他们这四家都不知道，那就不是证据不够，是他们没去问。
国资那位开口了。他说，付市长，他说句实在话。
您说。
“这个口子一开，往后是不是什么都能这么办。今天是这一百一十二家，明天是不是就有第二批、第三批。”
“会。”
“那不就没完了。”
“没完就没完。”
他说，今天这一百一十二家，是二十年前欠下的。明天要是有第二批，那也是哪一年欠下的。欠了就得还，什么时候还都一样。
他说，你要是怕没完，那就别欠。
“不是我们欠的。”
“我知道不是你们欠的。是我来以前的人欠的。可这笔账记在永川头上，不还，就一直记着。”
第三个开口的是一位年纪大的，头发白了，坐在最边上。
他说，付市长，他插一句。这个办法里，有一样他看着悬。
“哪样。”
“公示。”
他说，把这一百一十二家贴出去，写上名字，写上地块，写上面积，贴三十天。这三十天里，永川得乱成什么样。
“怎么乱。”
“张家一看，李家那块地要给他了，张家心里能平衡。李家一看，王家那块比他大，李家心里能平衡。三十年下来，谁都觉得自己吃了亏。你这一贴，把三十年的怨气全挑起来了。”
屋里有人点头。
“您说得对。”
那位愣了一下。
“怨气是有的。这三十年，谁都觉得自己吃亏。可怨气是本来就有的，不是我贴出来的。我不贴，怨气也在，只不过在肚子里。在肚子里会烂，贴出来会消。”
他说，贴出来，谁有意见谁提。提了，他们一家一家核。核不清楚的，不办。这总比让他们在肚子里烂三十年强。
“那要是有人借机闹呢。”
“闹就闹。”
他说，闹是公开的，闹完了能谈。怕的是不闹。不闹的人，就是老于那样的人，跑了十四年，跑不动了就不跑了，在厂里等死。
他说，等死的人不闹。
屋里安静了。
第四个开口的是税务那位。他说，付市长，他们这边有个难处。二十年前的纳税记录，系统里确实没有。纸的有一部分在库房，有一部分在当年的税务所。税务所撤了好几个，东西跟着搬，搬丢了多少不知道。
“那你们有多少。”
“大概一半。”
“一半也行。”
“一半怎么办事。”
“有的一半先办，没有的一半后办。不能因为有一半没有，就压着有的一半不办。”
“那后办的一半什么时候办。”
“找到就办。今天找不到，明天找。明天找不到，后天找。找不到就挂着，挂着也得有个日子。”
他说，这个日子他记着。往后每个月，他要看一样东西，这个月找着几家。
“那要是永远找不着呢。”
“那就写清楚，找不着。”
他说，写清楚找不着，也是一种办。最怕的是什么都不写，就这么拖着。
会开到十一点半。
康副市长看看表，说，还有没有要说的。没人说。
“那就表个态。”
十五个人，一个一个说。有说赞成的，有说赞成但有保留的，有说先办一批看看的。
轮到最后一位，是那位头发白的。
“我反对。”
屋里静了一下。
“我不是反对这个办法。我是反对这么急。”
他说，付市长，付平来永川四十五天。四十五天，翻了箱子，找了老同志，拿出了本子，定了七条。这个速度，他干了二十年没见过。他佩服付平。
他说完这句，停了一下。
“可我怕。”
“您怕什么。”
“我怕这个事办到一半，你走了。”
屋里没人接话。
“永川二十年，来了五任市长。每一任来的时候都带着法子，每一任走的时候法子都留在抽屉里。最短的一个干了两年，最长的干了四年。你这个法子要办一年多。你要是办到一半走了，剩下那一半怎么办。”
会开到这个份上，付平心里有底了。反对的人不是要拦他，是怕他半路撂挑子。这种怕是有道理的。永川这二十年，办法比市长多，抽屉比柜子满，留下来的没几个。
付平看着他。
“您问的这个，我答不上来。”
“我知道你答不上来。”
“我确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干多久。”
他说，可他知道一件事。这个法子办到一半他要是走了，剩下那一半，谁接谁接着办。因为法子在纸上，不在他身上。
他说，法子上写着七条，一条一条的。他走了，这七条还在。下一任来了，要是想改，得一条一条改。改一条，得说出个理由。改七条比推翻一句话难。
“那要是下一任不改，也不办呢。”
“那也有可能。可那也比现在强。现在连个法子都没有，谁都不知道怎么办。有了法子，就算放着，也是个放着的东西。哪天有人想动了，拿出来就能用。”
那位看着他，看了很久。他说，他这一票，弃权。
康副市长说，弃权也行。
表决的结果，赞成九，弃权四，反对二。
九票赞成，四票弃权，二票反对。这个数不好看，也不难看。付平要的本来就不是满票。满票的东西，往往是没人真看过的。有人弃权，说明有人想过了。有人反对，说明有人替他想过。
康副市长把结果念了一遍，说，原则通过。
散会的时候，那位头发白的走到付平跟前。他说，付市长，他那句话收回一半。
“哪一半。”
“我怕你走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