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付平去了江桥农场。
这一趟他没让省里任何人跟着。昨天在临江走了一天，他看清了一件事，临江的难，难在省属的农场，不在市里。要敲农场的门，得他自己去，省里的人去了，农场的人更不敢开口。他背了个包，包里装了笔记本、手机，还有昨天那张场界图的照片。他昨晚在宾馆把照片看了十几遍，铅笔印那一道线，越看越像一根勒了临江二十年的绳。今天，他要去把这根绳，从农场那头，松一松。
农场在临江城北，过了江桥，再走二十里土路。出租车走到半路，司机不肯走了，说前头路烂，他的车底矮，怕刮。付平下了车，背起包，沿着土路走。土路窄，两车宽都不到，中间一道车辙，两边荒草齐膝。他走了一身汗，鞋上沾了黄泥，风一吹，泥壳子硬了，刮脚面。
出租车走的时候，司机摇下窗，喊了一句，说前头那段路，下雨就成泥塘，让他小心。付平挥了挥手。他想起永川那年也走过这种路，泥巴糊到膝盖，可那回他走到了，把事办了。路烂不烂，挡不住肯走的人。他踩着泥，一步步往农场去。农场那道门后头的人，他今天得见着。见着了，临江的虚，才有个头。
土路两旁的田，荒着的多，种着的少。种着的，也是零零星星，东一块西一块，像谁随手撒的。他路过一块地的田埂，遇见个放牛的老汉。老汉牵着头水牛，牛瘦，肋骨根根看得清。老汉问他去哪，他说去农场办点事。老汉啐了一口，说那农场圈着好几百亩地，荒了十几年，草长得比人高，可惜了。付平问，这地就不能种点啥。老汉说，地是农场的，不是村里的，村里人不敢种，种了也是白种，农场来了照样收。付平听着，没接话。可惜这二字，他这两年听得耳朵起了茧。可惜的地，多半不是没人要，是没人敢要，名挂在一个谁也动不了的主体上，就那么荒着。
他走了一身汗，才看见农场的牌子。牌子是木头的，漆掉了，可“江桥农场”四个字还认得出。
农场大门关着，铁门上挂把锁，锁锈了，可还锁着。门边有个小屋，屋里一个老头，七十来岁，穿着胶鞋，正蹲门口剥蒜。
“大爷，场里有人吗。”付平隔着门问。
老头抬头看他一眼，又低头剥蒜。“场部在里头，场长在。你找谁。”
“省里来的，找场长说点事。”
老头站起来，把蒜装兜里，慢吞吞去开门。锁锈得厉害，他拽了两下才拽开。门吱呀一声，像是好久没响过了。
“你进去吧，场部那排红砖房，最里头一间。”老头说，“场长姓葛，葛场长。”
付平谢过，往里走。农场里头比外头更荒。红砖房一排五间，窗玻璃碎了三间，没碎的那两间，窗帘也发黄了。最里头那间，门开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后，桌上摊着一份报纸，报纸也是旧的。
“葛场长？”付平敲门框。
男人抬头，打量他。“你是？”
付平扫了一眼这间屋。墙上挂着一面旧奖状，年份是九几年，字褪了色。桌角摆个搪瓷缸，缸沿缺了个小口。屋里一股潮味，混着旧报纸的油墨味。他心想，这农场，比他想象中还破，破到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可就是这么个破地方，攥着临江几百家厂的命。命攥在破屋里，更不好要。
“省里，付平。分管这块的。”
葛场长没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省里来人，半年也未必有一个。你是为那几百家厂来的吧。”
付平坐下。“葛场长知道我来为什么。”
“知道。”葛场长把报纸折了，压在肘下，“临江那几百家挂我们农场牌子的厂，市里年年有人来，要我们签字，把地放出去。签了字，地就从我们账上走，厂就能办证。可这字，我签不了。”
“为什么签不了。”付平问。
葛场长起身，从柜子里抱出一摞本子，摞在桌上，尘土扬起来。本子有蓝皮的，有黑皮的，最上头一本的皮都磨白了。
“你看看这些。”葛场长说，“这都是农场的地账。早年是生产队的地，后来改农场，地归了农场。再后来，上头一句话，把地拨给市里办厂。拨了多少，拨给谁，账上就一笔，没手续。现在市里要办证，要我们把地放出去，可放出去，得有当年的拨地手续。手续呢，就这一笔账，一笔账顶不了一个证。”
付平翻开那摞本子。账是手写的，字歪歪扭扭，年份是九几年。一笔一笔，写着拨给某某厂多少亩，可没有一张附图，没有一份批文，连个红章都没有，只有一个经办人的签名，签名还是圆珠笔，早洇了。
“葛场长，这些账，是您记的？”付平问。
“我接手的时候，就这么些。”葛场长说，“前头几任，换得勤，账传下来，没传明白。我接了这个摊子，想理清，理不清。理不清，就不敢签。签了，地出去了，后头查出来说手续不全，责任是我的。我不背这个。”
葛场长说完，从那摞本子里抽出一本蓝皮的，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一行字给付平看。那行字写着，某年某月，镇上砖窑占农场地若干亩，经办是当时的镇里，手续一栏空着。葛场长说，这家砖窑，占了快三十年，镇里当年跟农场老场长喝了一顿酒，酒桌上说了一句，地你先用着，后头补手续。后头这补，补了三十年，没补上。砖窑早黄了，地还空着，可账上挂着农场的名。付平问，那铁路取土场呢。葛场长翻到另一页，说那家更省事，当年修路取土，直接到农场划了一块，连酒都没喝，一句话就划了，划完铁路修好了，取土场空着，地也没还。付平听着，心里有数了。这农场的账，不是一笔两笔不清，是早年几十年攒下的糊涂账，一笔一笔，都没手续。要填实临江的数，光找批文不够，得把这些一笔一笔的糊涂账，一本一本翻出来，哪笔是厂的，哪笔是占的，哪笔是空挂的，分清楚。分清楚了，才谈得上签不签。
付平没急着接话。他看着那两页糊里糊涂的账，心里盘算。砖窑也好，取土场也好，都是早年一笔糊涂账，没手续，可地实打实被用了几十年。这种账，今天要农场认，农场不敢；要市里认，市里没权。两头都不认，地就一直悬着。他当年在永川办那三百多家，靠的是一条一条抠出实情；在云港，靠的是一家一家抽实数；在河阳，靠的是国资委的文。临江这头，文得他自己造。造文的根，就是这张场界图，和农场这些糊涂账里，那些实打实被用了的地。用地的事实，压过账的糊涂。这个理，他得拿到省农垦去讲。
付平合上本子。他懂葛场长。葛场长的怕，跟集团卫总一个样，怕签字担责。可葛场长比卫总更难，卫总那头好歹有集团，有国资委的文兜底。葛场长这头，农场是个空壳，上头省农垦都管得松，真出了事，兜底的人都没有。
“葛场长，那几百家厂的地，都在您这账上？”
“都在。”葛场长说，“可不止那几百家。这账上，还挂着别的东西。铁路的取土场，早年占我们一块地，没手续，记在账上；还有前面镇上的砖窑，也是占农场的地，早年镇里跟农场口头说了一句，就占了，也没手续。这些地，名是农场的，可实际是谁的，说不清。”
付平听着，心里那张临江的图又清楚了一层。临江的虚，比河阳复杂。河阳是地挂在集团名下，清清楚楚一家一户。临江是地挂在农场名下，农场又挂了一堆说不清主儿的地，账缠成一团。要填实临江的数，得先把这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捋。
“葛场长，档案室在哪儿。”付平问。
“那排房最边上那间，锁着。”葛场长说，“钥匙在我这。你要看，我带你去。可我得说在前头，档案室里头的老东西，我翻过，没翻着批文。早年的批文，八成是没了。”
付平跟着葛场长去档案室。门一开，一股霉味扑出来。里头一排铁柜，柜门半开，里头塞着卷起来的图纸，有的图纸烂了角。葛场长拉开一个柜子，抽出一卷，摊在桌上。
“这是八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