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江紫涵失眠了。
不是因为焦虑，不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的那种深夜惊醒、心跳如擂鼓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温热的、更复杂的情绪在胸腔里翻涌，像是有人在她心里点了一盏灯，灯焰不大，但一直烧着，不给她熄灯睡觉的机会。
她躺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公寓外面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像是一条发光的河流。她看着那条光带从这头慢慢移动到那头，又从那头慢慢移动回来，反反复复，像是时间的刻度在无声地划过。
陆深的话还在她耳边转。
“周末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沈奶奶的老房子。”
她当时回了一个“好”字，干净利落，没有任何犹豫。但现在，夜深人静，所有的伪装都卸下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心远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干脆。那个“好”字是她替自己做的决定，但她的身体、她的情绪、她那些不受控制的记忆，还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跟着，不肯跟上。
沈奶奶的老房子。
她在脑子里反复想象那个地方。应该是在乡下吧，沈奶奶说过，她喜欢安静，不喜欢城里的嘈杂。应该有一座小院子，院子里也许种了花，也许种了菜，也许什么都不种，就是一块干净的土地，让太阳晒着，让雨水淋着。屋子应该不大，但一定很整洁，因为沈奶奶是个极其讲究的人，即使在监狱里，她的床铺永远是整得最平整的，她的衣服永远是叠得最整齐的，她的洗漱用品永远是摆放得最有条理的。那种讲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几十年修复文物养出来的对秩序和精确的本能追求。
江紫涵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她想去看那个地方。这个念头从陆深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起就在她心里扎了根，像一颗种子，被风吹进了土壤里，不需要浇水，不需要施肥，自己就开始疯长。她想看沈奶奶坐过的椅子，用过的桌子，睡过的床。她想摸一摸那些沈奶奶亲手抚摸过无数遍的东西，感受那些物件上残留的、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某种气息。她想站在沈奶奶曾经站过的位置，看她曾经看过的风景，呼吸她曾经呼吸过的空气。
但她也怕。
怕什么？她说不太清楚。也许是怕那个地方太真实了，真实到会打破她心里那个关于沈奶奶的、完美的、被时间和记忆打磨得光滑如玉的形象。在监狱里的沈奶奶是她的老师、她的救赎、她的精神支柱，那个形象是纯粹的、单一的、没有任何杂质。但如果她走进沈奶奶的家，看到那些日常的、琐碎的、充满了生活痕迹的东西——比如灶台上没洗干净的油渍，比如衣柜里挂着的旧衣服，比如床头柜上放着的降压药——那个纯粹的形象会不会被打破？沈奶奶会不会从一个近乎神圣的存在，变成一个普通的、会老会病的、和所有人一样要吃饭要睡觉要吃药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那个落差。
还有一层怕，更隐秘，更难以启齿。她怕自己会哭。不是那种默默的、几滴眼泪就能打发的哭，而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控制不住的、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哭出来的嚎啕大哭。在监狱里，沈奶奶走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哭。她抱着沈奶奶已经变凉的身体坐了一整天，狱警来拉她，她不动；医生来确认死亡，她不动；同监室的狱友来安慰她，她不动。她的眼睛是干的，嘴唇是干的，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一滴眼泪都没有。后来出狱了，她也没有为沈奶奶哭过。她把所有的悲伤都压在了心底最深处，用仇恨盖住，用工作盖住，用“我要活下去”的信念盖住，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但现在，要去沈奶奶的家了。那些被压了两年多的悲伤，会不会像被堵住的洪水一样，在见到那个地方的那一刻决堤而出？她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那种冲击。
她再次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色。她盯着那面墙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开始发酸，才闭上了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沈奶奶的脸。
那张脸她已经看过无数次了，在监狱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在熄灯后的黑暗中，在劳动时的间隙里，在每一个需要有人告诉她“你还可以活下去”的时刻。沈奶奶的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看，但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她的眉骨很高，眼窝很深，鼻梁挺直，嘴唇薄而有力，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微微往左边歪，像是总带着一丝对这个世界的不屑。她的头发白得很早，四十多岁就全白了，但她从不染发，就那么顶着一头银丝，骄傲得像一只鹤。
“想什么呢？”沈奶奶的声音在她的记忆里响起来，带着那种特有的、不急不慢的调子，“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不睡觉了？”
这是沈奶奶在监狱里常说的话。每天晚上熄灯后，江紫涵总是睡不着，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发呆。沈奶奶睡在她隔壁的床铺，每次都能感觉到她没睡，就会用这句话来“训”她。
“睡不着。”江紫涵总是这样回答。
“睡不着就想点有用的。想那些没用的，越想越睡不着。”
“什么是有用的？”
“明天的事。后天的事。出去以后的事。想那些你还能改变的事。已经发生的，想它做什么？又不能穿越回去重来一遍。”
江紫涵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枕头上是洗衣液的味道，不是监狱里那种刺鼻的消毒水味。她已经离开监狱两年多了，但有些东西还是会突然冒出来，把她拉回到那个地方。比如某种气味，比如某种光线，比如某个特定的温度。每次被拉回去，她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把自己拽回来。
但今天，她不想拽。
她放任自己沉浸在那些记忆里，让它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淹没她，裹挟她，带她回到那个小小的、逼仄的、充满了铁锈和消毒水味道的监室。
沈奶奶是在她入狱三个月后转过来的。
那时候江紫涵正处于最糟糕的状态。父亲去世的消息击垮了她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她绝食，不说话，不配合劳动，不跟任何人交流。狱警找她谈话，她不理；心理辅导师来看她，她把脸转过去；同监室的狱友试图跟她说话，她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她不是在抗议什么，她是真的不想活了。不是那种激烈的、想要自杀的冲动，而是一种更可怕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放弃——她只是不再想继续了，不再想呼吸，不再想睁眼，不再想在这个没有父亲、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世界里多待一秒。
然后沈奶奶来了。
那天下午，监室的门被打开，狱警带进来一个老太太。满头银发，背挺得笔直，手里拎着一个灰色的帆布袋，表情平静得像是在逛菜市场。她进来之后，环顾了一下四周，目光在江紫涵身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开，走到自己的床铺前，把帆布袋放好，开始整理东西。
江紫涵没有看她。她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
第一天，沈奶奶没有说话。她把床铺整理好，把洗漱用品摆好，把换洗的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然后坐在床上，从帆布袋里拿出一本书，开始看。她的动作很轻，很慢，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仪式，精确而优雅。
第二天，沈奶奶还是没有说话。她早上起床，叠被子，洗漱，吃早饭，劳动，吃午饭，劳动，吃晚饭，洗漱，看书，睡觉。她像一个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都严丝合缝地运转着，不早一秒，不晚一秒。
第三天晚上，熄灯后，沈奶奶开口了。
“你叫江紫涵？”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监室里听得很清楚。
江紫涵没有回答。
“我叫沈云裳。”老太太继续说，完全不在意她有没有回应，“以前是故宫的。修文物的。你呢？听说你是搞艺术品收藏的？”
沉默。
“搞艺术品收藏的不懂修复，就像开餐馆的不会做饭，只能被别人糊弄。”沈奶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你爸没教过你这个？”
江紫涵的身体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