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逸风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已经是出院后的第二十天了。雨从昨晚开始下，不大，绵密的，像无数根细针从灰色的天幕上落下来，扎进地面，扎进树叶，扎进所有暴露在外的东西里。窗户上蒙了一层水雾，他用手指划了一下，玻璃上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透过那道痕迹看到对面楼房的轮廓，模糊的，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
手机响了。他接起来，是助理。
“司马总，您让我找的那个案子，资料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好。”
“还有，明天要去青县，车已经安排好了。您确定要亲自去吗？那边路不好走，最近又下雨，泥路可能会陷车。”
“确定。”
“那我多带一双雨靴。”
司马逸风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邮箱里有一封新邮件，附件是一个压缩包，解压后里面有十几份文件——起诉书、判决书、上诉材料、申诉信、以及一些零零散散的证据复印件。这是他让助理从冤案援助基金会的档案库里调出来的，一个发生在七年前的案子，当事人叫李秀兰，五十三岁，农村妇女，因“投毒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他已经把案卷材料看了三遍了。
每一遍都能看出新的问题。证据链不完整，关键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物证提取程序存在重大瑕疵，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异议。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律师，认真审查证据，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应该走到审判阶段。
可它走到了。李秀兰被判了十年，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七年。
七年前，她五十三岁。七年后，她六十岁了。
司马逸风关掉电脑，靠在椅背上。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书架上有一排关于司法制度和无罪辩护的书，是他最近买的。以前他的书架上是经济学、管理学、商业传记，现在这些书被他移到了最下面一层，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法律类书籍。他从一个商业帝国的掌舵者，变成了一个半路出家的法律爱好者。不，不是爱好者，是实践者。他不想只是在办公室里看案卷、批资金、听汇报，他想亲自去现场，亲自去见当事人，亲自去那些案发的地方，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
第二天清晨，雨还在下。
助理开车来接他，后备箱里放着一个行李箱和一箱矿泉水。司马逸风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裤腿塞进登山靴里，这是他特意为这次出行准备的。以前他的衣服都是定制的西装和衬衫，衣柜里找不出一件适合下乡的衣服。这套装备是他自己去户外用品店买的，导购小姐热情地给他介绍各种功能，他只听懂了一半，另一半靠猜。
青县在河北省南部，距离北京三百多公里。车上了高速，雨刷有节奏地摆动着，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司马逸风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李秀兰案的材料，又看了一遍。他已经可以背出案卷里的很多内容了，但他还是在看，好像多看一遍就能看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助理一边开车一边偷偷看了他几眼。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司马总这种状态了——不是疲惫，不是消沉，而是一种专注，一种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投入。以前在商场上，司马总也是这样，盯着一个目标，不达目的不罢休。但那时候的眼神是锐利的，带着杀气。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眼神是沉的，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有暗流。
三个半小时后，车下了高速，拐进一条乡间公路。路况越来越差，柏油路面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变成了石子路，石子路变成了泥土路。雨后的泥土路泥泞不堪，车轮碾过的地方溅起褐色的泥浆，车窗上糊了一层泥点。
“司马总，前面可能进不去了。”助理指着前方，那条路已经看不出是路了，就是一片泥地，上面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印，积满了黄色的泥水。
“就停这吧，走过去。”
司马逸风推开车门，雨还在下，不大，但很密。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两把伞，递给助理一把，自己撑开一把，踩进泥地里。登山靴的鞋底很厚，抓地力强，走在泥里不算太滑，但每一步都陷下去，拔出来的时候带着“噗嗤”的声响。
他们沿着车辙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村庄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大多是红砖瓦房，有些墙面上还刷着几十年前的标语，字迹斑驳得看不清了。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看到两个陌生人走过来，都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警惕和好奇。
司马逸风走过去，收起伞，在槐树下站定。
“请问，李秀兰家怎么走？”
几个老人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脸上沟壑纵横，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打量了司马逸风一会儿，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风吹过枯枝：“你们是干啥的？”
“我是冤案援助基金会的，来了解李秀兰的情况。”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村里走：“跟我来。”
他们跟着老人穿过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上长满了青苔，脚下的路是砖头铺的，坑坑洼洼，积着雨水。走到巷子尽头，老人停下来，用拐杖指了指一扇掉漆的红色铁门：“就这儿。”
门是虚掩着的。司马逸风敲了敲门，没有人应。他推开门，院子里一片萧瑟。三间正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两块，用塑料布糊着。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还挂着几个干裂的果子，没人摘。地上堆着一些劈好的柴火，被雨水淋湿了，颜色发黑。
“谁啊？”一个声音从正房里传出来，沙哑的，带着浓重的口音。
司马逸风走到门口，看到一个老太太从里屋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褂子，头发花白，稀疏地盘在脑后，脸上的皱纹比村口那个老人还要深。她的眼睛浑浊，但看着他的时候，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希望，不是期待，更像是麻木。一种在漫长的、无望的等待中形成的麻木。
“你是李秀兰？”司马逸风问。
老太太点了点头：“你是……”
“我是司马逸风，冤案援助基金会的。我们收到了你的申诉材料，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李秀兰愣了几秒钟，然后眼眶突然红了。她没有哭出声，但嘴唇在抖，手也在抖。她往后退了一步，让出门口，声音颤得厉害：“进……进来坐。”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窗户透进一点光。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角放着一个老式衣柜，柜门关不严，露出里面的几件旧衣服。桌上放着一碗剩粥，旁边是一碟咸菜，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
司马逸风在椅子上坐下来，助理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放在桌上。
“李阿姨，我可以录音吗？方便回去整理。”
李秀兰看了一眼那个录音笔，点了点头，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她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粗糙，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泥。她的背微微驼着，整个人缩在那件蓝色褂子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老树。
“你跟我说说，当年的事。”司马逸风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李秀兰沉默了很久。雨声从屋顶上落下来，滴滴答答的，填满了沉默的间隙。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好像那些事都在那些粗糙的纹路里，她要仔细找才能找到。
“那一年，”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村里王家的孩子吃了饭，中毒了，送医院。王家人说是我下的毒，因为我跟他们家有过节。那年他家盖房子，占了我家三分地，我去找他们理论，吵了一架。后来他们家孩子就中毒了，警察就来把我带走了。”
她说话的方式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没有愤怒，没有委屈，甚至没有任何情绪。那种平静让司马逸风觉得心里发紧。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在被冤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