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的。
那张照片拍摄于青县的泥泞村道上，画面里的男人穿着沾满泥浆的冲锋衣，蹲在一个老太太面前，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认真地记录什么。他的侧脸被夕阳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下巴的线条锋利得像刀裁出来的。老太太低着头，花白的头发在风中散乱着，两只粗糙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像是在用力克制着什么。
照片是一个随行的志愿者拍的。那个志愿者刚大学毕业，在基金会做实习生，看到司马逸风蹲在地上和李秀兰说话的时候，下意识地举起手机按下了快门。他觉得这个画面很有冲击力——一个曾经站在商业帝国顶端的男人，蹲在泥地里，和一个农村老太太平视着说话。他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引发什么，只是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配了一行字：“今天跟司马先生去青县，他蹲在泥地里和当事人聊了两个小时。”
朋友圈被转发了。
先是基金会的同事们转，然后是他们的朋友转，然后是一些法律界的人士转，再然后，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法制类博主看到了这张照片，把它发到了微博上，配了一段文字：“曾经叱咤商界的司马集团掌门人，如今蹲在泥地里为冤案当事人奔走。他变了。”
这条微博在几个小时内获得了上万条评论。
评论区里什么声音都有。有人感动，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有人质疑，说“作秀吧，拍张照片就是好人了？”；有人嘲讽，说“司马集团股价跌了，开始搞慈善洗白了”；也有人理性，说“不管动机是什么，他确实在做事，李秀兰的案子我关注过，确实是冤案”。
司马逸风是在第二天早上看到这条微博的。
助理把手机递给他，表情有些复杂。司马逸风接过手机，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手机还回去，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让他们别拍了。”
“可是司马总，这条微博的传播量很大，对基金会的知名度有帮助，也能让更多人关注到冤案援助这件事。您看是不是……”
“我说了，别拍了。”他的语气没有加重，但助理跟了他十年，知道这种平静的语气比发火更不容置疑。
然而事情已经不受他控制了。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媒体联系基金会，希望能采访司马逸风。有电视台的，有报纸的，有网络媒体的，甚至还有一家央媒的记者打来电话，说想做一个关于“企业家转型公益”的专题报道。助理把这些请求一一汇总，放在司马逸风的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沓。
司马逸风翻都没翻，直接说：“全部拒绝。”
“一家都不接？”
“一家都不接。”
“可是司马总，有些媒体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他们做正面报道，对基金会的筹款和影响力……”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上新闻。”司马逸风打断他，抬起头，眼神平静得有些冷淡，“谁再约采访，就说我不在。”
助理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把那沓请求函拿走了。
但媒体没有因为他的拒绝就放弃报道。他们找不到司马逸风本人，就开始找别的方式。有人去了青县，采访了李秀兰。老太太对着镜头，用浓重的口音说：“那个司马先生啊，他蹲在地上跟我说话，蹲了俩小时，腿都麻了。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钱，让我买吃的。他是个好人。”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段采访被剪进了新闻，在省台播出了。
又有人去了司马集团总部，采访了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一个高管说：“司马总最近很少来公司，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跑案子。他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眼睛里有光了。”另一个高管说：“他以前开会的时候谈的都是利润、增长、市场份额，现在他跟我们聊的都是司法公正、冤案平反、社会责任。说实话，一开始我们都不太适应，但慢慢地，我们觉得他这样做也挺好的。”
还有人找到了几个通过基金会翻案的当事人。一个被冤枉坐了四年牢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回归社会，在一家工厂打工。他对着镜头说：“如果不是司马先生，我可能现在还在里面。他帮我不只是出钱，他亲自去调查，去找证人，去和律师开会。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这些报道像水滴一样，一滴一滴地汇聚起来，慢慢地在公众舆论中形成了一条小溪，又从小溪变成了河流。
最初，大多数评论还是负面的。人们不相信一个曾经冷酷无情的商人会突然变成慈善家。有人说他是“洗白”，有人说他是“避税”，有人说他是“危机公关”，还有人说他是“良心发现？别逗了，商人的良心早被狗吃了”。这些评论尖锐、刻薄、不留余地，像一把把刀子，从屏幕里飞出来，扎向那个蹲在泥地里的男人。
司马逸风没有回应。
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些评论。
助理有时候会忍不住跟他说：“司马总，网上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做什么，就在那里乱说。要不要发个声明？”
“不用。”他说，“他们说的没错。”
助理愣住了。
“我确实是在洗白。”司马逸风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我做过的事，不可能因为做几件好事就一笔勾销。他们骂我，是我应得的。”
助理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去准备一下，明天去河南，有个案子需要实地走访。”司马逸风收回目光，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冷淡。
“是。”
河南的案子比青县的更复杂。当事人叫赵国强，四十五岁，被冤枉犯有抢劫罪，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十二年。司马逸风带着两个律师坐火车去的，没有开车，因为那个村子在深山里，开车要绕很远，坐火车再转大巴反而更快。
火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田野飞快地后退。深秋的华北平原一片萧瑟，玉米已经收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立在田里，像一排排枯瘦的士兵。偶尔能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烧秸秆，白色的烟雾升起来，被风吹散，和灰色的天融在一起。
坐在对面的律师小陈偷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他侧着脸看着窗外，阳光从玻璃上透进来，在他的侧脸上投下一片柔和的光。小陈把这张照片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配了一行字：“在去河南的火车上，司马先生一直在看案卷。”
这张照片又被转发了。
这一次，评论的风向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说“他真的在做事，不是在作秀”，有人说“能放下身段坐火车去农村调查的企业家不多了”，有人说“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至少他现在做的事是对的”。质疑的声音还在，但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多了。有些人开始在评论区替司马逸风说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他愿意改”，说“你们骂他洗白，那他如果不做这些事，你们又会说他冷漠无情，怎么做都是错”。
舆论是一头善变的野兽，它可以在一天之内把你捧上神坛，也可以在一天之内把你踩进泥里。司马逸风对此再清楚不过。他见过太多公众人物在舆论的浪潮中起起伏伏，今天被万人追捧，明天被千夫所指。他从不在意这些，以前不在意，现在更不在意。因为他在意的人，从来不在那些评论里。
在河南的村子里，他见到了赵国强的母亲。老太太七十三岁了，一个人住在三间快要塌了的土坯房里，靠捡破烂为生。十二年来，她每个月都去监狱看望儿子，来回要坐八个小时的车。她的背驼得像一张弓，眼睛因为常年流泪而变得红肿，但她的声音很有力，说话的时候像在喊。
“我儿子是被冤枉的！”她拉着司马逸风的手，指甲陷进他的手背里，“他那天根本不在现场，他在镇上打工，有人能证明！可是那些人不听啊，他们不听啊！”
司马逸风没有抽回手，就让她那样拉着。他蹲下来，平视着老太太的眼睛，说：“大娘，您别急，把当年的事慢慢跟我说。”
老太太说了三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