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会的通知是在股东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发出的。司马集团的公关部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场地布置、媒体邀请、新闻稿撰写、直播信号测试。效率高得不像一个刚刚经历过股价崩盘和董事会逼宫的公司，倒像一台运转精密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在该转的时候转动，没有一丝迟滞。
公关总监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握着对讲机，眼神像一只即将起飞的老鹰，锐利而专注。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小时，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没有一个人看出她在硬撑。在这个行业里，示弱就是认输，认输就是失业。
发布会定在次日上午十点，地点是司马集团总部一楼的新闻发布厅。那间发布厅能容纳两百人，平时很少用，因为司马逸风不喜欢面对媒体。他以前觉得媒体是苍蝇，嗡嗡嗡地围着你不散，问一些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写一些你不愿意看到的报道。现在他不这么想了。媒体是桥，是你和公众之间唯一的连接。你想让公众知道什么，就得通过媒体。
你想让公众相信你，就得先让媒体相信你。不是讨好，不是收买，是真诚地、不加修饰地、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自由，但你掏不掏是你的态度。
第二天早上九点，发布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来得最早的是财经频道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架好机位，调试信号。然后是几家大报的资深记者，手里拿着笔记本和录音笔，占据前排最好的位置。再然后是网络媒体的记者，年轻的，穿着卫衣和运动鞋，坐在后排，手机连着充电宝，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实时更新着现场的情况。最后是那些自由撰稿人和自媒体的博主，扛着简陋的设备，挤在角落里，眼神里带着一种猎犬嗅到猎物气息的兴奋。
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发布会不是例行公事。今天是司马逸风在股价崩盘、董事会逼宫、股东大会捐股份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向公众解释——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还是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司马逸风？
九点四十分，司马逸风到了。
他没有走正门，是从地下车库坐电梯上来的，和昨天一样。公关总监在一楼电梯口等他，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新闻稿，最后一版，上面有法务和董事会的审批签字。她把新闻稿递给他，他没有接。
“我不需要这个。”他说。
“司马总，这是流程。”公关总监的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所有发布会的新闻稿都需要CEO确认。”
“我不需要。”他重复了一遍，“我今天要说的话，不在纸上。在纸上的是公关，不在纸上的是我。你们已经不需要公关了，你们需要的是我。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做错了很多事但现在想做一些对的事的人。”
公关总监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新闻稿收回了文件夹。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退到一边。她在这一行干了二十年，见过无数CEO在镜头前念稿子，念得流畅的、念得磕巴的、念得面无表情的、念得热泪盈眶的。但从来没有一个CEO，在发布会开始前二十分钟，把稿子推掉，说“我要说真话”。不是没有过，是那些人说完真话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过。真话是有代价的，代价可能是你的职位，你的声誉，你花了半辈子建立起来的一切。
她不知道司马逸风准备好了没有，但她知道，他已经不在乎了。一个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是真的。
九点五十八分，司马逸风走上主席台。
灯光很亮，亮得他眯了一下眼睛。发布厅里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他，摄像机的红色指示灯在黑暗中闪烁，像一排饥饿的眼睛。他站在话筒前，调整了一下高度——话筒架是按照标准身高设置的，但他现在比以前矮了，不是因为缩水了，是因为瘦了太多，肩膀窄了，背也微微驼了，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一截。他没有在意，对着话筒吹了一口气，音响里传来“呼呼”的声音，确认设备正常。
“各位媒体朋友，上午好。”他说。
声音通过音响传出去，在发布厅里回荡。没有稿子，没有提词器，没有任何辅助设备。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台上，面对两百个记者和更多的镜头，手里什么都没有。空着手，也空着心。心空了，才能装进新的东西。
“今天没有新闻稿。”他说，“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经过任何人的审核。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你们自己判断。”
台下有记者举起了手。他看了一眼，是财经日报的，姓孙，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记者，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扎得很紧，看起来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他认识她，不是朋友，是对手。她写过很多关于司马集团的报道，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但每一篇都经过扎实的采访和严谨的考证，从不凭空捏造，也从不手下留情。他尊重这样的人，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认真的人越来越少了。
“司马总，昨天您在股东大会上宣布捐出个人名下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价值约四十亿，成立公益基金。我想问的是——这笔捐款，是您个人的决定，还是公司的安排？有没有避税的考虑？有没有借此重塑个人形象、挽救公司股价的意图？”
问题很尖锐，尖锐到台下的公关总监脸色都变了。但司马逸风没有回避。他看着孙记者的眼睛，沉默了两秒，然后开口了。
“是个人的决定。”他说，“公司没有参与，也没有资格参与。那是我的钱，不是公司的。”
他停了一下。
“避税？有。按照国家税法，公益性捐赠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不需要用，也不应该不用。但您算一笔账——我捐了四十亿，能避多少税？按照最高税率，不到二十亿。我净损失二十亿。您觉得我会为了省二十亿的税，捐出去四十亿吗？”
台下有人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你说得有道理”的笑。
“至于重塑个人形象、挽救公司股价。”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如果有人觉得，用四十亿可以买回一个人已经碎掉的名声，那这个人一定没有碎过。名声碎了，就是碎了。多少钱都粘不回去。就像一件瓷器，碎了，你用最好的胶水粘起来，裂缝还在。那些裂缝不会消失，它们会永远在那里，提醒你——你曾经碎过。”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额头的疤痕。那个动作很小，但被所有镜头捕捉到了。粉红色的疤痕在灯光下格外明显，像一道干涸的河流，从他的眉心一直延伸到发际线。没有人问他那道疤是怎么来的，但所有人都看到了。在那道疤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孙记者坐下了。
另一个记者站起来，是网络媒体的，很年轻，大概不到三十岁，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卫衣，手里拿着手机在录音。他的问题更直接，直接到让发布厅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一瞬。
“司马总，网上有很多人骂你，说你是伪君子，说你的捐款是在作秀，说你伤害了前妻现在又想用钱买名声。你怎么回应这些评论？”
司马逸风看着那个年轻人，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委屈，甚至没有任何防御性的东西。只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看一面镜子一样的注视。
“我不回应。”他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
发布厅里安静了。
“我是伤害了前妻。”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我用最残忍的方式，伤害了一个最爱我的人。这件事，我永远无法弥补，也永远无法被原谅。这不是你们骂我的理由，这是我自己的罪。我承认。”
他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
“捐款是不是作秀？我说不是，你们不信。我说是，那是撒谎。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这笔捐款，不管是不是作秀，钱已经捐了。四十亿，不是四十块。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