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动了一下。
布料很粗，右耳听到一点声音，闷闷的。有人在走动，脚步一下一下。鼻子闻到血味和煤油灯的味道。
我睁开了眼睛。
头顶是帆布帐篷，灯挂在铁钩上，光是黄的。一个影子低头看我，是护士。她拿着镊子，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膀。
“别动。”她说，“你还活着。”
我想摸腰，那里该有枪套。但手碰到的是棉衣。左肩一跳一跳地疼。左耳听不见，右耳只能听清一点点。
“担架……”我嗓子哑，“星空……”
护士摇头。“你现在在急救所。已经睡了三天。”
我想问话，可喉咙干得厉害。她端来水，扶起我的头。我喝了几口，脑子才清楚些。
“我的耳朵……”
她顿了顿，“左耳炸伤了，耳膜破了。听不见了。”
我伸手摸左耳。绷带包得很紧，指尖碰到湿的东西，是血。我缩回手。脑子里一下子空了。
我记得那颗星。记得抬担架的人说“像国旗”。记得我说“等打完仗，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国旗”。可现在我躺在这儿，左耳坏了，左臂打着夹板，动不了。
“你一直抓着一块泥。”护士从枕头下拿出一块硬邦邦的土块，放在小木桌上。“送来时就攥着，怎么也不松。”
我看那块土。上面还有雪，黑乎乎的。是我挖战壕时抓的。我没丢。
外面风刮着，帐篷晃了晃。灯光摇了一下。我盯着那块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皮鞋踩在地上，声音稳。我转头。
团长李国华站在门口。烟斗叼在嘴里，没点。他穿着大衣，肩章上的星星擦得很亮。他没敬礼，也没说话。他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
三等功。
他弯腰，把勋章别在我枕头边上。金属碰布，轻轻响了一声。
“守住了七人防线。”他说，“团里报了战绩。你记三等功。”
我看着那枚勋章。红底黄边，中间是五角星。它不该在这儿。它该在战场上，在枪上，在冲锋的时候。
“团长……”我开口，声音很小，“我还能打仗吗？”
他蹲下来，和我平视。我侧头，用右耳听。
“打仗不靠一只耳朵。”他说，“你的脑子，比枪还管用。”
他拍了下我的右肩，没碰左边。
“伤没好，你是志愿军的兵。”
“伤好了，还是。”
说完，他站起来，转身走了。门帘掀开又落下。帐篷里只剩我和护士。
灯安静下来。我看着那枚勋章。它别在枕头上，像钉进去的一样。我不觉得光荣。我觉得它在说：你不能再上前线了。
我慢慢抬起右手。手指僵，关节肿。我把勋章从枕头取下，握进手里。金属边硌手，有点疼。我越抓越紧。
窗外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好像还能看见那颗星。它不在天上，在我心里。
王大柱教我用尿浇枪管，说“尿是热兵器”。
赵铁柱肠子流出来，还按着我说“打准点”。
连长张国栋把地图塞给我，说“你比老子聪明”。
他们都死了。
我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
我不能停。
我不该躺在这儿。
我闭上眼。耳边响起机枪声，炮弹爆炸声，战友喊“压子弹”“换位置”“左边来了”。这些声音从右耳进来，像真的一样。
我又睁开眼。
右手还攥着勋章。
指甲掐进了金属里。
我看着帐篷顶，嘴唇动了。
“我答应你们……”
声音很轻，没人听见。
“一个不少地回去。”
护士进来换药。她看到我睁着眼，手里紧紧抓着勋章。
“该休息了。”她说。
我没答。
她帮我拉了拉被子，走了。
灯没关。
我继续躺着。
右手没松开。
外面风停了。
帐篷不动了。
我看着桌上的土块。
它还在。
沾着长津湖的雪和泥。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怀表不见了。
我摸胸口。
家书还在。
王大柱的信也在。
但腰间空了。
美军的怀表丢了。
可能是昏迷时被人拿走，也可能是炸飞了。
我呼吸慢了下来。
那块表是第16章缴获的。
史密斯戴白手套擦刀，我喜欢用表计时。
后来他下令全连搜“带瑞士表的支那人”。
表没了。
但任务没完。
我握紧军功章。
体温传到金属上。
外面传来脚步声。
有人抬担架进来。
新伤员。
护士快步出去。
灯光晃了晃。
我仍躺着。
眼睛没闭。
右手发白。
勋章嵌进肉里。
远处山脊线切着天。
黑的。
冷的。
我知道战斗还在继续。
我知道阵地还没交出去。
我动不了。
但我没输。
只要我还醒着。
只要我还能想。
我就还是战士。
我慢慢把军功章塞进胸口。
贴着家书放好。
左手不能动。
右耳少了一半声音。
但我记得所有战术。
记得每个战友的名字。
记得那颗星的位置。
我盯着帐篷角落的弹孔。
那是子弹打穿的。
边缘发黑。
我会回去。
用脑子，用枪，用命。
我一定会回去。
护士查房回来，发现我枕头下多了点土。
她皱眉，想掏出来。
我的右手突然按住枕头。
她抬头看我。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停下动作。
叹了口气，走了。
我松开手。
土还在下面。
这是战场的土。
我带回来了。
明天她还会来翻。
后天也会。
但我每天都会藏一点。
直到攒够一把。
到时候，我要把它撒在胜利的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