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嘉树没回答。
他把撑着下巴的手放下来，靠回椅背，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太熟了。不是心虚，不是闪躲，是一种“你终于问到这儿了”的平静。
我最怕他这种表情。
“回答我。”我说。
“不是我打的。”他开口了，声音不大，“是我妈。”
全桌的目光唰地转向门口。
门口没人。
但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碎石子路被踩得咯吱响。
门被推开。
王梅站在门槛外面，穿着枣红色羽绒服，头发用发夹别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她显然不知道屋里的气氛已经炸成这样了，笑着喊了一声：“妈，我来晚了，路上堵——”
看到满桌人的脸色，她的笑僵住了。
“进来吧。”姥姥说。
王梅放下橘子，在门边找了把椅子坐下，目光在陆嘉树和我之间来回扫了两遍。
姥姥没看她。
老太太弯腰，从椅子底下拎出一个铁盒子。
旧的，锈迹斑斑，盖子上印着丹麦曲奇的图案。这种盒子每个中国家庭都有，里面装的从来不是饼干。
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是一封信。
信封发黄，边角磨毛了，邮戳的日期是五年前的七月。
“这封信，”姥姥的手指按在信封上，“是嘉树托他姐从北京带回来的。”
我愣了。
五年前的七月。
那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三个月。
“收件人写的是林晚。”姥姥把信封翻过来，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陆嘉树的字，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
“但这封信，没有到林晚手里。”
姥姥的目光，慢慢转向大姨。
大姨的脸，一点一点地白了。
“姐。”姥姥叫的不是“大姨”，叫的是大姨的排行，“你跟晚晚说说，这信怎么到我手里的。”
大姨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二舅妈看看大姨，又看看姥姥，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挪。
“我……”大姨终于开口了，声音发虚，“我当时是怕耽误她工作。”
“信里写了什么？”我问。
我的声音在抖，控制不住。
姥姥把信推到我面前。
我抽出信纸，展开。
两页，写满了。
前面大半段我看不进去，眼睛直接跳到最后一段。
“我已经放弃了曼彻斯特的offer。导师骂了我两个小时，我没吭声。我不想去了。我想留下来。林晚，等我回来。我有一件事想当面跟你说。”
当面跟你说。
五年前，他要当面跟我说的事。
我捏着信纸，手抖得厉害，纸角在指尖哗哗响。
五年。
三年同桌。
每年正月初一隔着一条鱼一盆饺子，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以为我收到了信，不回。
我以为他去了英国，不要我了。
“回信呢？”陆嘉树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哑得不像他。
姥姥又从盒子里拿出三封信。
“晚晚写了三封回信，都交给你姐带。”她看着大姨，“一封都没寄出去。”
大姨站起来，又坐下。
“我是为了她好——”
“你闭嘴。”
说这话的不是姥姥，是我。
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说这两个字。声音不大，但整个屋子都听见了。
大姨真的闭嘴了。
陆嘉树别过脸，侧脸绷得很紧，下颌线像刀刻的。
“所以你才一直不接我电话。”他说。
不是问句，是陈述。
他想明白了。
我也想明白了。
五年冷战，三年同桌，两个人都以为是被对方先放开的。
其实谁都没放。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风吹树枝的声音。
程越和苏曼坐在角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十指扣在了一起。程越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握苏曼手的力气明显加重了。
不敢学长辈。错过一次就不松手了。
林小满的眼眶红了，鼻子吸了一下，用袖子擦了一把。
姥姥叹了口气，把饼干盒的盖子合上，铁皮碰铁皮，发出一声闷响。
然后陆嘉树站起来了。
他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弯腰放在桌子中央，放在那盆红烧鱼和饺子盘之间。
一枚戒指。
银的，旧了，但擦得发亮。
戒圈内侧刻着一行小字，我离得远看不清，但我知道刻的是什么。
因为那是我十八岁生日，他在学校门口的银饰摊上打的。
我亲眼看着老板刻上去的。
全桌三十多双眼睛，齐刷刷落在那枚戒指上。
没有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