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乐乐，在国外的这座小城落了脚。
公寓不大，两室一厅，阳台正对着一所小学。
那是华人学校，课程双语，老师会说中文。
带乐乐去面试那天，校长问了几句，他答得磕磕绊绊。
回家的路上，他忽然开口。
“爸爸，我想上这个学校。”
“为什么？”
“老师说中文。”他小声说，“我的英文，还不好。”
我说：“那就它了。”
第二天，他背着新书包进了校门，头也没回。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去了市中心。
老本行不能丢。
我在当地注册了一间小事务所，接的第一单，是社区图书馆的改造。
乐乐上学，我上班。
这座城市不认识我们，正好。
旧伤是安顿下来之后找上门的。
理疗师捏着我的膝盖，啧了一声。
“沈先生，这旧伤拖了五年，早该手术。”
“再这样下去，你后半辈子要跟拐杖过日子。”
五年前，苏晏清的公司赶一个项目交付。
那阵子我连着一个半月盯在工地。
脚手架断裂的那天，我推开了身边两个工人。
肋骨断了三根，膝盖塌了半边。
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跟她说，是健身拉伤。
她信了，信了整整五年。
不是她信，是她从来没时间，看一眼我的病历本。
那年夏天，她的公司新来了一个实习生。
大二刚结束，嘴甜，腿勤，见谁都喊姐。
她手把手，带了一整个夏天。
我每天西装笔挺地出门，坐在康复科的长椅上，用左手学着重画图纸。
而她，在会议室里，教一个实习生做汇报。
复健的日子，乐乐放学就来诊所写作业。
写累了，就趴在我腿上睡着了。
护士都认识他，说这孩子乖得让人心疼。
周末，我带他去超市。
他坐在购物车横梁上，指挥我左转右转。
排队结账的时候，他忽然安静下来。
眼睛直直地盯着收银员，超过三秒。
“爸爸。”
他压低声音，扯我的袖子。
“那个叔叔买了小猫创可贴，还有一本童话书。”
“他女儿是不是受伤了？”
我浑身一僵。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个胡茬拉碴的男人，头顶浮着两张商品卡片。
卡通创可贴，儿童绘本。
再看他眼下的乌青——
守了夜的父亲。
我蹲下来，和乐乐平视。
这个秘密，我守了三十年。
小时候我问过母亲，为什么别人头顶会浮着小卡片。
母亲摸摸我的头，说我看花眼了，让我别乱讲。
后来项链的事，家里天翻地覆。
母亲只当是孩子嘴快，把大人的事说破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能看见。
这世上，从来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
三十年里，我把它当成一个不能示人的秘密，连婚姻里都没说过。
直到我的儿子，扯着我的袖子，说出了同样的话。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我看着乐乐的眼睛，眼眶忽然发热。
然后，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一字一字，把给自己立了三十年的规矩，教给了他。
“看见，但不说破。知道，但不审判。”
乐乐眨眨眼：“那我能用它做好事吗？”
我笑了。
“能。”
周二，事务所隔壁的结构组，调来一位新同事。
程晚，三十二岁，结构工程师，回国发展，比我早来半年。
她把我的图书馆方案打了回来，附了一张便签。
“无障碍坡道，规范够用，但不够好。”
“再缓一点。推着轮子的孩子，比走着的孩子累。”
我拿着便签去她工位。
她正低头给滑梯的基础改图，桌角放着一本《儿童心理学》。
“给自己买的？”我问。
“嗯。”她把书往里推了推，“我姐家的孩子，去年开始不说话了。”
“我在学，怎么跟他聊天。”
那一瞬间，我心里某根弦，轻轻动了一下。
深夜，乐乐发烧，说胡话，一直喊妈妈。
我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
“爸爸，别走。”
“爸爸不走。”
“那妈妈呢？”
我替他掖了掖被角。
“她只是暂时走远了。”
天快亮的时候，烧退了。
就在这时，手机震了一下。
陌生号码。
短信只有两行。
“我是苏晏清。”
“我知道你们在哪儿。我们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