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底，严先生把一摞账册推到叶昭面前。
七八本，厚薄不一，麻纸的封面都包了角，年头最久那本边缘磨得发毛，页脚遭了虫蛀，啃出个月牙样的小洞。
“从今往后，账册上交之前，你先抄录一遍。” 老头抬手扶了扶老花镜，镜腿上缠着打补丁的麻绳，“抄到你看得懂为止。”
“先生，学看账有什么用处？”
“武库里存着什么？”
“枪刀剑戟，甲胄弓弩。”
“错。”严先生拿茶碗盖撇了撇浮沫，“武库存的是侯府的势。谁家养多少护院，谁家子弟用什么兵器，谁家添了新甲，都在账上。账比人诚实。人会撒谎，银子不会。”
叶昭似懂非懂，依旧埋头抄写。
头一天他抄得眼皮直打架。一笔一笔全是数目字，几时进的炭，几时出的米，护院月例几钱，冬衣裁几身。抄满一本，手腕子酸得抬不起来，严先生翻了两页，把簿子往回一推：“重抄。三房腊月十九那笔炭钱，你漏了个零。”
叶昭接回来重抄，抄到那一页，数了数，果然少了个零。
一笔炭钱，看着微不足道，老头扫一眼便能察觉。往后他下笔愈发谨慎。
可抄到第三天，味道出来了。
侯府三房，账目分开走。大房进项亏平，寅吃卯粮，府里名面上的排场却一分没减。二房花销大，进项也大，军功田庄那一块干净敞亮，账面漂亮。到了三房，也就是嫡母娘家陪嫁过来的那一支，账不对了。
进项大得反常。
大房一年进项折银八千两，二房一万二，三房名下的庄子铺子折算下来不到三千，可账上的实际进项，叶昭前后对了七遍，翻过两万。
多出来的一万七八，他找不着来路。
名目东一笔西一笔，压在田租、铺利、折银里头。单看哪一笔，都规规矩矩。合到一处，就多出一大截。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遍都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做这本账的人，手艺比他高太多了。
“先生，”他指着那一栏，“三房这笔，怎么没有名目？”
严先生头都没抬，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抄你的。”
叶昭没再问。
老头肯让他碰账册，总不至于是白给杂役找功课。第一天就说过，账比人诚实。老头把三房的账摊在他眼皮子底下，由着他抄，由着他问，问急了只回三个字，抄你的。
这不是疏忽。账房干了一辈子的人，眼里揉不进一粒沙。
叶昭把那笔无名目的进项抄进杂役簿，字写得跟账上工整的小楷一个样。抄完，照旧把它垫在三房账册的最底下。
这些天他瞧明白了一件事，账能认人。大房管账的是个老童生，字都端着，一笔一划怕写错似的。二房的账房先生做过盐商幕僚，数字排布利落，跟算盘珠子一样。三房这本账，字最稳。挑不出一处涂改，挑不出一处潦草。稳得叫人心里发毛。
第五天，他又抄了一遍三房的账。这一遍，他在糊着的名目里抠出了一个小注。那年月账房做账，大的名目空着，小的指路往往塞在附页的夹缝里，字缩得芝麻大。叶昭眼睛好，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夹缝里压着四个字。
南边香火。
他把杂役簿合上，交了。
严先生接过簿子，翻到那页，眯着眼看了很久。老花镜后头那双浑浊的眼睛，浑浊里头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抄完了？”
“抄完了。”
“明儿起，抄南边来的账。”老头把簿子合上，往案头一压，压住了那页，“香火钱，也叫香油钱。你去打听打听，佛前的油，一年能烧出两万两银子来，烧的是什么佛。”
叶昭心里咯噔一下。
账上那一万七八的窟窿，老头早就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还嫌他自己摸得太慢。
“先生，”他走到门口，还是没忍住，回了头，“三房拿这个钱，账上不敢写。不敢写，就是拿不得。”
屋里算盘停了。
严先生抬起头，看了他一会儿，目光从老花镜上缘翻出来，浑浊，又亮。
“知道就好。”老头说，“再往下，别问。先看。”
叶昭应了一声，出去劈柴了。
蔡大嘴在门口剥花生，瞅他脸白，凑过来低声问：“先生又骂你了？”
“没有。让我抄账。”
“抄账好啊。”蔡大嘴把花生壳一丢，“账抄熟了，将来出去给粮行当个账房，饿不死。”
叶昭笑了笑，没接话。
蔡大嘴这话一半是宽慰，一半是实心。武库杂役的出路，左右就这么两条：练武的吃百家饭去，不练武的熬到四十岁，接一把扫帚接着扫地。有些话压在肚子里，比说出去稳当。
柴房道上雪化了一半，泥泞得很。他一边劈柴一边琢磨那摞账，越琢磨越觉得烫手。一个武库杂役，本不该知道这些。
可严先生偏要他知道。
那天夜里他回柴房，掀开稻草看了一眼。
枪还裹在破布里。布包外侧，糊着的一小片泥，干透了，翘起了边。
他没动它，原样盖了回去。
躺下时他想，严先生那边刚开了个头，三房那边，未必没人盯着账本。
柴房这盏灯，得挑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