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两年后，援助项目覆盖了七座沿海城市。
我们帮助四十三个家庭更新了失踪人员信息，陪十二户人家完成遗骸认领，也为更多仍在等待的人提供心理和生活援助。
我成了项目负责人。
每天穿梭在码头、医院和家属之间，忙得很少有时间想起过去。
办公室的墙上贴满孩子们寄来的画。
有人画灯塔，有人画一艘终于靠岸的船。
每当新的遗骸身份被确认，我们都会陪家属完成最后一段路；如果仍旧没有结果，就帮他们申请生活补助，让等待不至于吞掉整个家庭。
我不再把“放下”挂在嘴边。
有人愿意继续等，有人决定重新开始，都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
沈心柔偶尔会给我发消息。
她在国外学习服装设计，开了自己的工作室。
第一场展览的主色是红色。
她寄来邀请函，在背面写道：
【这次不是任何人记忆里的沈心柔。】
我回了一句恭喜。
我们没有成为朋友，却也不再是被同一个男人放在天平两端的两张脸。
裴渡忌日那天，我回到临海镇。
墓碑前放着一束白色桔梗，没有卡片。
守墓人告诉我，送花的男人每年都会来。
他从不进墓园，只站在外面的松树下。
等花被接过去，便转身离开。
我顺着守墓人指的方向看去。
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谢临川站在树影里，比两年前清瘦许多。
他看见我，没有走近。
我们隔着很远对视一眼。
然后他先转过身，上车离开。
墓碑上的照片依旧年轻。
我蹲下来，把新带来的救援队徽章放在裴渡面前。
“今年又找回了三个人。”
“有一家等了十一年，终于能好好办葬礼了。”
我说了很多工作上的事，也说南城阳台上的薄荷总是养不活。
说到最后，我没有再问他为什么不回来。
离开墓园时，守墓人交给我一只纸袋。
里面是谢临川带来的项目年报。
基金两年来支出的每一笔钱都记录清楚，没有他的私人留言。
我翻到最后，看见基金新增了一条规则：
任何资助不得以受助者公开隐私、表达感谢或接受采访为条件。
年报夹页里还记录着一笔拒付。
谢家一位高管想借基金宣传新项目，要求安排受助家属在发布会上致谢，被管理委员会直接驳回。
批注只有一句：救助不是表演。
字迹我认得，是谢临川亲手写的。
那是过去的谢临川永远不会写下的条款。
我合上年报，交还给守墓人。
“以后不用给我了。”
“他做什么，是他的人生。”
“我知道结果就够了。”
回程的渡轮驶出港口时，我站在甲板上看灯塔。
临海镇越来越远。
裴渡留在了那里。
谢临川也留在了过去。
而我的船，还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