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神宗朱翊钧病逝。他的长子朱常洛于同年八月初一日正式继承皇位，成为明朝第十四个皇帝，并改年号泰昌，是为明光宗。朱常洛的身世和他的父亲朱翊钧一样，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所生。
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王氏，她出身于中下级军官家庭，生于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寅时。万历初年，朝廷为明神宗皇帝大婚，在民间大范围选美，13岁的王氏顺利通过前几关选美入宫，但是没能进入前三名。选美前三名中的王喜姐被钦定为皇后（孝端显皇后），另两位女子分别册为刘昭妃（宣懿太妃）、杨宜妃。落选的女子一部分按规矩遣返回乡、一部分条件较为出色者则留宫成为宫女。王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万历六年二月初二日（1578年）分配到慈宁宫，侍奉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孝定太后）。
皇后王氏（王喜姐）、昭妃刘氏等人自万历六年（1587年）被册封后，都无子嗣。万历九年（1581年），朱翊钧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与16岁的宫女王氏偶然遇见，“私幸之”，事后赏给她一付头面（首饰）。王氏因此怀了身孕，但不敢明言。后因身形变化被李太后看破。太后召问朱翊钧，他最初想赖账，假装不知道，拒绝承认。
按照明朝宫廷规矩，皇帝的起居有专人记录在册，叫《起居注》。太后命人拿来《起居注》，对照当时日期，朱翊钧只好勉强承认了。不过太后并没有责备他，反而安慰说：“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如果生个男孩，也算祖宗社稷之福。是谁生的，不必计较，你可以加封她。”王氏因怀孕被进封为恭妃。万历十年八月十一日（1582年），王恭妃不负众望，果然生了个男孩，这就是朱翊钧的庶长子朱常洛。
王恭妃在万历十二年七月庚辰，又生下皇四女云梦公主朱轩嫄，但公主四岁病故。虽然她先后生一子一女，实际却并不受宠，最受宠的是九嫔之一的郑淑嫔。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神宗朱翊钧进封郑氏为皇贵妃。同样是生儿子，可是受宠的郑氏却可以晋封为皇贵妃，这就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引出了麻烦。按照中国封建时代一贯的制度“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后没有生育嫡子的情况下，应立庶出的长子（或年纪最大的儿子）做皇太子，神宗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轻松获得皇位的。王恭妃生的朱常洛是庶长子，自然也应是皇太子。群臣和李太后都支持立朱常洛为太子，可是神宗不喜欢王氏母子，郑贵妃又总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因此立太子的问题，迟迟不能进行。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后来，李太后得知朝廷上下舆论纷纷，不得已亲自出面干预，质问朱翊钧为什么还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狡辩道：“他是宫女生的，母亲出身低贱。”太后听罢此言，又怒又心酸，指着儿子大骂道：“你也是宫女生的！”神宗这才想起自己的亲娘原本也是宫女，且是泥瓦匠之女，论出身，比王恭妃可是低贱更多了。若朱常洛因是宫女生的没资格当太子，那么自己这个皇帝首先就得引咎辞职。神宗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在内外交困之下，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已经年满19岁的朱常洛为皇太子。
在这15年中，王恭妃母子因受到神宗的厌恶冷落，又被盛宠的郑贵妃视为眼中钉，饱受屈辱，各方面待遇极差。比如，其一，郑贵妃提到王恭妃时，总是称其为“老妈妈”，暗行诬蔑和讽刺，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也如此，神宗并不加以制止，心里对王恭妃感觉更不好；其二,一直到万历二十一年二月（1593年），神宗才在大臣们一再的请求下允许已经13岁的皇长子读书，而且没过多久就长期辍读，险些让他成为文盲。其三，王氏虽然从宫女成为妃子再成为皇贵妃，又是未来皇帝的生母，但是生活中使用的物品还不及民间富裕人家的好，可见朱翊钧对王氏母子有多苛刻。
不过作为母亲，王恭妃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儿子。她对儿子的安全极为担心，一直到朱常洛13岁母子还一同起卧。万历二十二年，郑贵妃无端污蔑皇长子喜欢和宫女嬉戏，已不是处男。朱翊钧派使者前去验视。王恭妃大哭：“十三年来我同儿子一同起卧，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敢离开半刻，就是怕有变故，我的忧惧今日果然应验了啊！”使者不敢隐瞒，如实禀报神宗，皇长子的清白才算保住。这一切，《先拨志始》以一句话概括为：“光庙诞生，一应恩礼俱从薄。”朱常洛赖嫡母王皇后、祖母孝定太后李氏的多方关照调护，终得以平安长大成人。
朱常洛一生多遭厄运，到了该册立为皇太子的时候，由于父皇的宠妃郑贵妃从中作梗，以至于他迟迟不能册立。在外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得以继承皇位。由于内朝与外廷在册立问题上的长期争议，耽误了他作为皇太子的预教工作，使他没有受到应有的系统的宫廷教育。他被册封为皇太子后，又处于郑贵妃的阴影之下，接二连三地发生事端，使他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酒色之中，以求解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因病去世，朱常洛贵为皇太子，自然顺其自然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的朱常洛来讲，是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才能准备的。不过朱常洛毕竟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有所作为。因此，他一反父皇晚年怠于临朝的惯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
然而，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朝政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再加之朱常洛自幼孱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酒色，身体十分空虚，当此重任，不胜负荷。这时，郑贵妃又心怀叵测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内宴，有女乐承应；到了夜里，龙床上是“一生二旦”，轮流“御幸”。本来多病的身体，立即垮了下来。
同年，八月十四日，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异，向朱常洛进通利药——大黄，致使朱常洛的病情加剧，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到了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官李可灼又向光宗进奉所谓仙丹——红丸。不料，连服两丸这种“仙丹”后，皇帝竟于九月初一日五更一命吗呼，终年38岁，史称“一月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