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市城投那笔三百万的“项目前期费用”，查到第七天，卡在一家空壳公司名下的账户里。
郑小满盯着屏幕，眼睛熬得通红：“组长，这公司注册地址是假的，法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辈子没出过平江县。”
“挂名。这种套路，十年前就有。”周叔把茶缸往桌上一墩，“查下去，线头后头还拴着线头。”
李红梅头也不抬，把一摞新账本码到桌角：“城投这几年的账，我昨晚又过了一遍。有一笔八十万，走得干净，干净得反常。”
林羽合上卷宗，没接话。窗外平江县城的灯刚亮起来，街上车水马龙，跟办公室里这堆账目是两个世界。
案子查得越深，他越觉得不对劲。查一个赵启铭，掀出来的窟窿够填一条街；可要是不从根上堵，明天还会有下一个赵启铭。
老领导那句“可就不止平江县的事了”，他记了三天。城投这根线往深里挖，挖出来的多半是人。人一多，就要出是非。
治标，更要治本。
第二天一早，他把一份请示放到了老领导的办公桌上。
《平江县“以案为鉴·清风护航”廉政教育座谈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是他带着组里人熬了两宿改出来的：组织县直部门、乡镇、基层站所的多级干部座谈，以赵启铭案已经查实的事实为教材，一案一讲，面对面受教育。座谈会定在县廉政教育中心二楼会议室，第一期三十人，会期半天，不搞横幅，不走过场，现场只摆案子。
为了让这本“教材”立得住，郑小满把赵启铭案的资金流向做成了时间线图，一笔一笔标得清清楚楚；周叔翻出近五年全县查处的二十一起同类案件，汇编成一册讲义，前言只写了一句话：他们是怎么走进去的；李红梅把涉案财务凭证复印装订成册，页码、目录、签章一应俱全。
周叔把讲义往桌上一拍，打趣：“我老周干了一辈子纪检，头一回干成教书的活。”
“教书育人，也是治本。”林羽说。
后半夜，办公室就剩他们四个。郑小满冲了三碗方便面，周叔叼着半根烟，烟灰落在讲椅上也不掸。李红梅打了个哈欠，往嘴里塞了颗薄荷糖：“组长，你这活计，比办案还磨人。”
老领导办公室在三楼东头，门上没挂牌子。林羽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伏在案头批文件，头也没抬：“坐下。先说结论，再说过程。”
老领导翻了三页方案，抬头看他：“你办案子的人，怎么想起搞教育了？”
“案子查得再快，也追不上窟窿开得快。”林羽说，“我想让干部们坐进会场，亲眼看看赵启铭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去的。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老领导把方案看完，沉默了一会儿，提笔批了两个字：同意。
“试点可以搞，人我出面帮你压场子。”他说，“但有一条，低调办事，别把动静闹得太大。”
林羽点头。他懂这句话的分量。树大招风，这道理他比谁都清楚。
消息传得比文件快。
第三天，机关食堂里就有人嚼舌根：“听说没有，纪委那个小年轻，案子还没办利索，又要搞什么座谈，教全县的官怎么做官。”
“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
“人家这叫以案为鉴，防微杜渐。”有人替林羽说话。
“防什么微杜什么渐。他一个小吏，还想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林羽端着餐盘路过，脚步都没顿一下。
第二天，开水房里也有人接话茬：“要我说，人家这是给纪委攒政绩呢。座谈会一开，镜头一照，功劳簿上又多一笔。”有人笑，也有人没接腔。
倒是有人脸色不太好看。县财政局副局长秦有德坐在角落里，筷子夹着菜，半天没往嘴里送。老领导批试点那天他也在场，笑呵呵第一个说“支持”。转过天，就有人听见他在办公室嘀咕：“廉政教育，廉政教育，整得全县就他一个干净人。”
这话拐了三个弯，还是传到了专案组。
郑小满气得脸通红：“组长，他们这是指桑骂槐！”
“骂就骂。”林羽给她倒了杯水，“座谈会还没开，他们先把话说满了，正好。到时候会场一坐，话赶话，有的是好戏看。”
周叔哼了一声：“年轻人，心倒是大。”
“不是心大。”林羽说，“老领导有句话说得对，低调办事。他们越觉得我掀不起浪，我这浪掀起来的时候，越没人接得住。”
第四天，座谈名单拟出来了。三十个人，从县直局长到乡镇纪委书记，一长串名字。李红梅连夜把每个人的任职履历过了三遍，在名单背面标了三处记号。
“这三个人，跟赵启铭案里的涉案公司有过业务往来。”她说，“有一个，还不止一次。”
林羽看着那三处记号，没有吭声。
当天深夜，郑小满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
“组长，三百万里那笔八十万，查到户头了。户主，是名单上的人。”
林羽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窗外，平江县城的灯一盏一盏熄了。他拿起手机，给老领导回了一条：“座谈会，可能要多准备一把椅子。”
老领导的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两个字：“谁的？”
林羽没有立刻回答。
名单上那个准备上台讲“廉洁”的人，和那笔还没查清的钱，中间隔着的，是巧合，还是同一条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