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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公司发布了内部核查说明。
说明没有评价我的婚姻，也没有迎合网络情绪，只列出三项事实：
我已在事发前提出删除紧急联系人信息；
园方急救和送医过程没有延误；
网络视频存在关键时间信息缺失。
法务岗拟聘公示恢复，延长三天接受员工意见。
公示期满，没有人再提出有效异议。
我正式收到岗位聘任通知。
司法行政机关也通知我，补充材料已经收件。
工作人员再次强调，资格审核依据法定条件和核查结果进行，不会用网络热度代替事实认定。
两个多月后，审核程序完成。
我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收到通知前，我也曾有过短暂的不安。
不是因为程屿的指控符合不得授予资格的法定情形，而是一个人被铺天盖地地指责久了，很难完全不受影响。
律师提醒我，不必把行政核查想象成网络审判。
受理机关审查申请材料，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并形成报告，最终由司法部审核认定。需要判断的，是申请人是否符合考试实施办法规定的授予条件，材料是否真实，是否存在依法不得报名、不得授予的情形。
工作人员可以要求我说明举报涉及的事实，却不会因为热搜上有十万人说我“不配”，就把情绪写进审核结论。
当电子证书真正出现在系统里时，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那一刻最先涌上来的，不是胜利感。
是委屈终于落地后的疲惫。
我在洗手间哭了几分钟，擦干眼泪，回到工位继续处理合同。
我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从不害怕的人。
我只是害怕以后，仍然选择相信证据、程序，也相信自己。
拿到电子证书那天，我没有发长篇感言，只在朋友圈写了一句：
【这一次，我准时抵达。】
从通过考试到获得资格，不是被谁“录取”，也不是舆论施舍给我的清白。
那是我按规定申请、接受审查，并为自己每一步选择负责后，依法得到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起诉程屿的案件进入诉前调解。
平台已经按保全申请固定了原视频、后台编辑记录、传播数据和评论引导内容。
面对完整证据，他的律师没有再坚持所谓“父亲情绪失控”。
程屿主动提出删除全部不实内容、连续七日在原账号置顶道歉，并赔偿我的公证费、律师费及相应损失。
调解那天，他比直播时瘦了很多。
“砚舟，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