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克扣工钱、虐待匠户，违者罚银千两起步，屡犯者查封工场。
第八条，抑制垄断行为。
同一府州之内，不得有单一家族控制超六成之盐引、茶引或漕船，违者强制分拆业务。
禁止联合操纵米、布等民生物价，违者首恶流放起步，从犯罚没家产三成起步。
第九条，新兴行业特许准入。
钱庄、票号须获户部“金融牌照”，注册资本不得低于十万两，每岁审计。
远洋船队须有市舶司“远洋勘合”，且船队中官股占三成，利润按股分配。
第十条，设立“税务缇骑”。
于户部下设“税务稽察司”，配缇骑三百，专查巨贾逃税、走私、隐匿资产，可直捕五品以下涉税官员。
推行“发票制”：万两以上交易须用官印“契约税票”，无票交易视为偷税。
第十一条，推行“同行互监”。
各行业设“行首”，协助征税并举报同行逃税，行首若纵容，连带受罚。
盐商、茶商、海商等须每岁互结“连环担保”，一户逃税，结保户共担二成罚金。
第十二条，重奖举报与清官。
凡举报商贾逃税、兼并属实者，赏罚金三成，最高可赏万两。
征税得力、民无怨言之税官，三年考满可越级擢升，并赐“聚敛臣”荣誉匾额（取《周礼》“聚敛之臣，不如盗臣”反义而褒之）。
第十三条，严刑峻法。
偷税五万两以上者，首犯立决，资产抄没；五万两以下者，流放边陲，罚没资产。
行贿税官者，罪加二等；受贿税官，悬于税衙之外。
第十四条，开辟“功赎之路”。
凡愿捐资修筑城墙、河道、驿路者，可按工程费用抵免二成税额（每年抵免上限不超应纳税五成）。
组织商船队开拓南洋新港、疏浚漕河关键段落者，赐“义商”爵位（虚衔），子孙可一人免试入国子监。」
朕非憎富，乃憎不公；非抑商，乃抑不法。尔商贾握通货之权，当思报国；拥巨万之资，须念黎元。
今法度既明，赏罚俱在：其有隐匿田产、偷漏国税、垄断民生者，此诏即乃催命符；其有诚信经营、完纳赋税、急公好义者，朕必待之以国土，荣之以冠裳。
诏布天下，咸使知惧。凡我商民，其慎其行！」
五年间，商税岁入由二百余万两增至八百万两，国库大盈，国强民富。
唯一的问题就是得罪了那些觉悟不够的官僚、士绅、新兴资产阶级。
弘晃知道，当皇帝的与众多百姓才是一伙人，跟那些恶劣官商的利益实在相悖，所以并不在意，那些人骂归骂，奈何不了什么，但同时，弘晃吸取了前明的教训，设立了严密监控制度，若是发现再有通敌卖国、泄露国家机密、帮助外国奸细混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之举，定然严惩不贷。
新大明越发蓬勃向上发展，风气开放，百姓生活越发好了。
在安陵容的暗示下，弘晃进一步推动女子解放，颁布了促进男女平等的法案，直指所谓的礼教对女子的束缚，纠正清据时期大肆宣扬的错误的“男尊女卑”思想。
弘晃连下了三道诏书，作为开始。
第一诏，《准立女户令》。
「朕惟王化之基，始于闺门。妇人亦民也，有独立之志、营生之能者，岂可因其性别而永附于父兄夫权之下？
今特准：
凡年满十五、或准备招婿、或夫亡无子、或取得功名、或就想独立之女子，皆可独立门户，自立‘女户’。
女户与男户同权，可自有田产、房产、商产，独立纳税，订立契约，参与诉讼。
其户主之权，律法予以承认与保护。地方官吏不得阻挠，宗族不得侵夺，若有夫家更不得扰拦。」
第二诏，《许女子进入新式学堂和应科举试令》
「国家取士，唯才是举，岂可因男女之别而遗珠？昔有班昭续史，谢道韫咏絮，古来才女辈出，岂让须眉？
今特准：
未出嫁、或夫亡无子之良家女子，皆可进入新式学堂就读，学习所有课程。
可参加童生试、乡试、会试，考试内容、规程不得区别对待，否则考官、巡吏等依律论罪。
中式者，同男子一样，赐秀才、举人、进士等出身，享受减免税之策。殿试及授实职官衔之事，同男子一样，不得歧视。
此令为试行，先在南北直隶及江、浙、湖、广文风鼎盛之地推行，视成效渐次推广。」
第三诏，《增设内廷及特定衙门女官制令》
「宫中女史，历代有之，然多限于侍奉起居。今朕观外朝有能，内闱岂无英才？
特于内廷增设女官，掌后宫文书、典籍、礼仪教导，及与宗室女眷往来事宜。
于‘格致开物院’下，设‘司计司’、‘录文司’，于六部中……等等，准招募通文墨、晓算学之女子任职，品级俸禄参照同级官吏。」
这三道诏书，如同三道闪电，引发了沉寂已久的社会激荡。
此时已有诸多工厂、产业、商业的女工，通过经济实力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如今，众多女子看到了施展才华、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新路子，振奋人心。
在文风盛、风气开放的地区，早有人为未出阁的女儿聘请西席或者女师。
而对于其他仍然被传统束缚着的女子，以及清据时期宣扬的男权社会观念，有些令人无所适从的，不知如何应对。
士林与朝堂也有所反弹，一些投入过度的理学卫道士们如丧考妣，痛心疾首，联名上疏，引经据典，抨击此举。
“阴阳倒置，纲常沦丧，国将不国！”
“女子抛头露面，应试为官，成何体统？风化尽毁！”
支持改革的官员则举例说明前明时期就有众多女官、女将军、女土司、甚至女侯爷，应该不仅维护传统家庭伦理，也维护不同类型的女子的意愿。
弘晃也发现“女户”政策可能引发复杂的财产纠纷，冲击宗法制度；“女科举”在初期只有少数人能参与；女官制度则直接触动了原有内廷和部分衙门的利益格局，不过他并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