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初春，这一日与往日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人的心情。天刚微微泛出一丝亮色，我就穿戴整齐坐在了奉先殿那张御案前批阅奏章。这些朝臣的奏章越来越敷衍了事，像是有意无意地和我这个皇帝玩文字游戏。
听人说，李善长又去找人为自己解梦。只有小人物才期待有人解梦，因为解梦之人寻求的是一种安慰。小人物按着安慰行事，所以他们想得而不得，想舍而不舍。于是，才让我们这些大人物爬上宝座或塔顶，俯视如蚁的人生，扮演云端的神灵。两个月前，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回家颐养天年。而现在宏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也要致仕。这些文人离开体制真的就能够放下半生功名？我不相信。从他们离开体制所写的那些“悲穷叹老”的诗文中间，我读不到平淡如水的心境。
我懂他们，就像他们懂得我一样。他们离开朝堂的核心地带，怕的是引来杀身之祸。他们选择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日以饮酒下棋为乐的生活，是为了避祸，却难以免祸。这是我的悲剧，也是他们的悲剧。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我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1. 互相成就——你侬我侬的蜜月期
当年我所经历的那段浮萍般的漂泊生涯，让我懂得了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尤其是进入皇觉寺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在此后的戎马生涯里，读书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人往往比那些读书人更懂得读书的好处，我也是如此。创业之始，我非常尊敬那些地方大儒。他们往往有辩才，替人出谋划策，很是高明。谁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体验到存在的价值，给予他们良好的物质条件，他们就为谁奔走出力。那些开国君王在打天下的时候，身边都会笼络一批谋臣，正所谓“养士”。他们备受主子的恩宠。于是，驴脸变成圣人，圣人拉下驴脸。但是他们对自己茫然无知。在更久远的过去，傲慢是人的恶行，令人无比生厌。
“养士”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你不养，别人也会养。别人养了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对手，成为你的祸患。造反之初，养士是我苦心经营之事，我要尽可能养天下可养之士。
正因为如此，我禁止那些武将和文臣结交，更不允许他们私下养士。每占领一地，我就做出规定，将领在占领区域，不能同当地的文化名流接触。我会在第一时间派人将各地文人接到我的面前。如果条件允许，我会亲自登门接待。我这么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隔断手握兵权的将领与文人结合。一个武将如果没有文人在身边出谋划策，就会成为一部只知道征战杀伐的军事机器。
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那些儒士基本上都是地方名人，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往往会左右地方百姓的政治取向。将他们养在身边，老百姓也会跟着过来，这样等于间接巩固了地方的政权。
思贤若渴
我明白文人要什么。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活着。既然活在这个世上，总要图些什么。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政统外建设道统。他们在对政统无能为力的时候，成全道统以校正时世。
蒙古人将他们进入体制的路全给堵死了。他们本来活得就像书虫，全是血泪，即使死了也不闭眼。我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把十分之九的精力都用在我的事业上。那样的话，他们也就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光宗耀祖的资本，死了也会闭眼。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我更是加紧对天下儒生名士的网罗。我毫不掩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态，我需要人才。我每日反复念叨：予思英贤，有如饥渴。”生怕属下不了解我的心思。
元至正十四年（1354），我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他们的出现，让我第一次领略到读书人的厉害。他们家境富裕，读过很多兵书战策，对天下大势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依然记得冯国用从他怀中掏出的那幅地图。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地图。他用手指着集庆那个地方，在我面前侃侃而谈。他说：“集庆，古称建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要想得天下，就要先拿下此地。”冯氏兄弟向我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也就是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
当时群雄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还不明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冯氏兄弟竟然能够如此明晰地在我面前勾画天下大势，如此远见卓识让我眼前为之一亮。这一幕不禁让我想起刘备当年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求贤若渴的我闻言大喜，当即任命他们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我攻下太平，当涂县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率地方百姓出城相迎。这些投奔我的儒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无一例外地规劝我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义之君形象。
我本是小民出身，他们所倡导的仁义天下理念与我不谋而合。这也成为我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掠的造反者的不同之处。至正十四年（1354），定远人李善长来到军营求见。我将其留在幕府掌书记，言听计从。攻占应天后，我向天下书生发出号召——愿意追随我立功业者，我都会以礼相待。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我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充满诚意地对他们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我还专门在自己住宅的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后来在我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
儒家特色牌
龙凤七年（1361）三月，我命中书省招揽文武人才：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具以名闻。”后又强调：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在元朝体制内的儒家士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参与过镇压红巾军，对我的招降既疑且惧。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特地宣布：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在我的感召下，不少曾经仕元的儒士和多年隐居不仕的耆儒名贤，纷纷前来投奔。
这些贤人儒士的加入，让我对儒家奉行的那套纲常之理和治国安邦之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在这种政治权术的指引下，逐渐开始了身份的转变，从一个暴力求生存的草莽英雄成为争夺天下的霸主，一个进退有据的权术高手。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要懂得运用儒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否则，你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当然，帝王们在使用儒家思想的方法上也各有千秋，或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里使用。
我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笑到最后，与自己从那帮书生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我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之前，我的社会身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和尚。
我一介草根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段传奇。我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我不仅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他们靠拢。比如，我经常在战争间隙作诗为文。我写下的人生第一首诗为《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名。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找帝王自学成才的典范，我朱元璋当列其中。
知识改变实力
在婺州，我曾经招揽了十三名儒士专门为我讲解那些晦涩难懂的经史。与这些读书人相处日久，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