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9章 收回全部租界
各国承认新地位的国书还没在总理衙门归档完毕，林辰就派赵飞虎去上海送了封信。信封上没写收件人姓名，只写了地址：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大楼，三楼，总董办公室。信的内容更短，短到赵飞虎这个送信的人在火车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确定没有遗漏任何字——贵国已承认大清主权平等地位。租界自即日起归还大清。请于收到此信后三十日内完成移交。逾期不交，我亲自来收。
赵飞虎把信送到工部局的时候，总董正在开会。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英国商会会长、法国驻沪领事、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怡和洋行大班，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杯没动过的红茶。赵飞虎把信放在桌上，转身就走。总董拆开信看完，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灌了一口凉茶又呛着了——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他抬头看看会议室里一屋子人，把信往桌上一拍，说了句：“三十天。逾期他亲自来收——你们谁想让他亲自来的，举手。没人举手？那就收拾东西吧。”
消息传出去之后，上海租界的洋人居民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住了几十年的老住户，觉得大清只是军事上赢了，行政管理肯定一团糟，换中国人来管租界只会乱套。另一派是在渤海湾做过生意的商人，亲眼见过林辰的兵工厂流水线和天津机器局的生产效率，对老住户说了句经典的话：你见过能在三个月内从零开始造出十二艘扫雷艇的国家吗？我见过。他们没你想的那么不会管。
天津英租界的移交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完成的。雨不大，细得像筛过的面粉，打在工部局门口的米字旗上，把旗帜淋得耷拉下来贴在旗杆上，看着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英国驻天津领事把租界地契、行政账本、警察局花名册、消防队设备清单一样一样摆在桌上，每放一样就用手指往林辰方向推一下，推到账本的时候手指压在上面停了片刻。
“林大人，这是天津英租界自1860年设立以来全部行政管理档案。计地契三千七百份、税收账本五十六册、市政工程图纸两百余张、警察局卷宗一百二十册、消防队设备清单十七页——全部移交大清。另外，租界工部局解散，所有外国雇员即日起终止聘用。这条街上那盏煤气路灯——以前是英国人出钱修的，以后归大清管。”
他念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忽然低了下去，手指从账本上移开，压在那张泛黄的租界地图上，指尖正好落在“英界”两个字旁边。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了租界从1860年到现在的每一次扩界——第一次是原定面积，第二次是多占的河滩地，第三次是把界外的三条中国民巷也圈了进来。林辰拿起地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这页上写的占地面积是四百六十亩。但据我所知，你们后来扩了三次界，实际面积至少翻了一倍。多出来的地，地契上没有。工部局的账本上也没有。这三百多亩地——是你们私自圈占的，属于非法所得。按大清律，该还了。”
领事看了一眼林辰手边那个搪瓷杯，咽了口唾沫。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补充文件，封面上印着英国外交部火漆印章，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
“这份是女王亲自签发的特别敕令。敕令授权我——在无法与中方就扩界争议达成一致时——将历次扩界所占全部土地无条件归还。林大人，这是我能拿出的最大诚意。”
林辰接过敕令扫了一眼，合上文件，端起搪瓷杯喝了口茶。茶已经不烫了，但还有点余温。
“不是诚意。是法理。这块地原本就不是租借给你们的，是你们自己扩出去的。现在还给原主不是施舍，是还债。不过既然你态度不错，我今天就不提滞纳金的事了。”
上海英租界的移交比天津热闹得多。外滩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门口挤满了人，洋人和中国人各站一边，中间留着一条缝，像有人在地上画了条看不见的线。英国驻沪总领事站在台阶上宣读移交公告时，旁边一个英国记者举着相机找角度，差点从台阶上摔下去。他的中国助手眼疾手快拽住了他，记者站稳之后回头瞪了助手一眼，助手小声说了句：“你摔下去相机就坏了，相机坏了谁拍照？这照片是要登在历史书上的。”
租界巡捕房的最后一任英国警监把警徽、警棍、手铐钥匙和巡捕房大门钥匙放在桌上，放完之后低着头站了片刻，然后对旁边来接管的清军军官说：“这把钥匙我用了十五年，从来没交给过别人。我是最后一个拿这把钥匙的英国人了。拜托你——锁换一把新的。”清军军官接过来点了下头，转身把钥匙交给身后的勤务兵，说了句，“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大门的最后一把外国钥匙。从今天起，这道门归中国人自己管。”
法租界的移交方式跟英国人不太一样。法国驻沪总领事在签字仪式上态度极为配合，地契账本交接完毕之后，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清单，上面列的是租界内所有法国企业过去三十年间享受的税收优惠明细。他把清单放在桌上，摘下金边眼镜用领带擦了一下，重新戴好之后认真地点了下头。
“这份清单作为移交附件的补充材料，供贵国参考。另外——我个人有个建议。公董局花园里那尊法国传教士的铜像，建议挪到徐家汇天主堂那边保存。放在公董局门口不太合适——那毕竟是你们的土地了。”林辰看了一眼清单，点头同意。
英法租界的顺利移交让汉口的德国租界成了最后一枚还没落下的棋子。德租界面积不大，但位置关键——卡在长江航运的咽喉。德国驻汉口领事是个年轻的男爵，姓冯·克莱斯特，来中国不到两年，对这里的一切还处在“新鲜但不太适应”的阶段。他收到柏林电报的时候正在吃早饭，面包刚咬了一口，就收到了帝国议会批准归还租界的命令。他把面包放在盘子里，盯着电报上的措辞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最后对副领事讲出了那句在德国外交圈流传了很久的话。
“帝国议会不是刚因为远东军费超支差点破产吗，还欠着清国二十亿金马克赔款——他们哪来的底气拒绝？这顿饭我吃不下了，我要去移交租界。”
德租界的移交仪式极其简短，前后只持续了不到一刻钟。冯·克莱斯特把地契、行政账本和税收记录依次放在桌上，每放一样都微微点头。交接完毕后他站在大门口，仰头看着那座被拆下来的租界路牌，用流利但带浓重口音的汉语对旁边的人感慨。“我们德国人在青岛也还有块地方。柏林那边一直在讨论要不要也还回去。我估计等林大人的舰队开到胶州湾的时候，讨论就会结束了——林大人做事向来不喜欢等。”青岛德军在三天后接到柏林电报，宣布即日起撤出胶州湾所有军事设施。电报末尾附了冯·施罗德的一句私人感慨：还好这次没带咸牛肉罐头。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降旗仪式是最后进行的，也最安静。没有围观群众，没有记者拍照，没有军乐队奏乐，只有使馆区围墙上那些残留的铁丝网和沙袋，还留着联军围城时构筑工事的痕迹。英国公使麦克唐纳亲手把米字旗从公使馆楼顶降下来，卷好放进旗盒里，站在台阶上对副官低声感叹。“这面旗在炮舰护送下在远东升了六十年。现在在一个搪瓷杯面前降下来了。”他说的搪瓷杯，此刻正端在天津机器局办公室里。杯身上的“天津机器局”四个红字，映着窗外透进来的暮色。
赵飞虎把全国各地租界移交的汇总报告放在林辰桌上，报告厚得像本字典。林辰翻开第一页，上面罗列着数字——上海英租界、法租界、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法租界、意租界，汉口英租界、德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广州英租界、法租界。每一行数字后面都标注了移交日期、移交官员、地契编号。他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几行字。
“大人，”赵飞虎看他写到一半停了笔，忍不住问了句，“租界全收回来了。用了不到一个月。以前朝廷跟洋人谈了四十年都谈不下来。接下来该去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