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下来之后，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里。
网络热度渐渐退散，新的热搜盖过了旧的热搜，人们开始讨论别的事情。
没有人再记得那个穿黄色毛衣的小女孩。
那些举着纸牌的陌生人也各自回了家，纸牌大概都丢进了垃圾桶，连同那些写得很用力的字。
除了两个人。
爸爸辞掉了常年出差的工作，换了一个可以留在本地的岗位，薪水少了一半。
交接那天，同事问他是不是疯了，放着好好的外派不要。
他没解释，只是把那台总是信号不好的旧手机放进抽屉，换了一部新的。
新手机的屏幕锁屏，是我去年在机场冲他挥手的照片，糊得只剩一个黄色的小点。
他在我的忌日那天，去了那个公园。
我跟着他，像过去无数次在视频那头等他一样，只是这一次，是我在等他走近。
他站在滑梯旁边，站了很久，然后走到花坛边。
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块水泥砖的边缘。
那个边缘一点都不锋利，看起来很普通，普通到让人没办法相信，它曾经是终结一个孩子生命的地方。
他的手指一遍一遍地摩挲着，像是想找出一道痕迹，一个可以让他恨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找到。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蝴蝶风筝。
是那种最简单的塑料风筝，印着卡通图案。
是我小时候念叨着想要、后来因为“太贵”没买的那种。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说的“太贵”了。
只记得那个风筝挂在商店门口，被风吹得一晃一晃，像一只真的蝴蝶。
他把风筝放在花坛边上，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天黑。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风吹过来，塑料翅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伸手想去碰，指尖穿了过去，什么也没碰到。
后来他每年都会来。
第二年，他在花坛旁边种了一小簇雏菊，是我以前在绘本里指着说“这个最好看”的那种花。
他笨手笨脚的，土培得不平，浇水浇得太多，第一茬全烂了根。
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第二天又去买了新的，重新种了一遍。
那年秋天，雏菊开了。
白色的小花挤在一起，开得毫无章法，却很热闹。
有个路过的小女孩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被妈妈牵着走了。小女孩回了三次头。
第三年，他开始每周去看望我的班主任，捐了一笔钱，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
资助班里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每学期可以申请一次“家庭陪伴日”的补贴，让在外打工的父母能请一天假回来陪孩子。
他给那个项目起了名字，叫“一小时之后”。
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除了他自己。
其实我也知道。
那天出门前，妈妈蹲下来整理我的衣领，说的是：
“乖乖在家，妈妈一小时之后就回来。”
这句话被我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记，他一定读过很多遍。
一小时，对大人来说只是一顿饭的时间，对一个孩子来说，却是可以一直等下去的期限。
后来那一小时变成了六小时，又变成了永远。
他想让以后的孩子，都能等到那个“一小时之后”。
妈妈在监狱里待了四年多，提前假释出来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她没有再联系爸爸，只是一个人在城市的另一头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
找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很少说话。
同事们只知道她姓林，独居，不聚餐，不发朋友圈，也不爱打听别人的事。
她的手机里，还留着那条当年设的闹钟，铃声从没换过。
那是我上小学时，她为了准时接我放学设的。
每天下午五点，提醒她该出门了。
铃声是我自己挑的，一首很吵很欢快的儿歌，我当时说：“这样妈妈就一定不会忘记我。”
她那时候笑着说：“好，不会忘。”
出事那天的五点，那个闹钟也响过。
她在餐厅里，随手按掉了。
只是现在，她再也没有删掉它，也再也没有关掉它。
每天下午五点，闹钟响起的时候，她都会愣一下。
然后拿起手机，静静地听那首欢快的儿歌，听完整整一遍，才按掉。
她听的时候，表情很平静，手指却攥得发白。
有一次，同事无意间听到那声音，笑着问她：
“这什么歌呀，挺可爱的，你女儿选的？”
妈妈愣了很久说：“是的。”
“她选的。”
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飘在她身后，听着那首跑调的儿歌，一句一句唱到最后。
低头看自己的手，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只剩一点极浅的轮廓，像水里快要化开的墨。
我想，那块看不见的表，大概只剩最后一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