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缸满半月那天，曲房的梁柱突然渗出些汁液，是台北红桧的树脂混着泉州荔枝木的树胶，在柱底凝成颗琥珀样的珠，珠里裹着半片台北的相思豆和半片泉州的红豆，两颗豆子的芽眼对得正好，像在互相望着。白芽用布裹着珠子往桌上放，珠子一落，桌面的木纹突然清晰起来，台北的桧木纹理和泉州的樟木纹理在桌面上漫延，缠成个“缠”字，墨迹般洇进木头深处。
“这柱子是当年我阿爸从台北运过来的红桧，底下垫的是泉州老酱坊拆下来的樟木柱础，”林伯用指腹刮了点树脂，“三十年了，木头自己把根扎在了一起。”正说着，梁上的麻雀突然俯冲下来，嘴里的粟米落在树脂珠上，珠面顿时映出两个影子——一个是台北酱坊的晒场，一个是泉州酱坊的曲房，两个影子在珠里慢慢转，最后叠成了一个院子。
午后去码头取新到的陶瓮，发现船工送来的瓮底都刻着小字，一只是“台”，一只是“泉”，两只瓮口对接时，瓮沿的凸起和凹槽严丝合缝，像两块拼在一起的拼图。陈磊往瓮里舀了勺新酱，酱液在瓮壁上流下的痕迹，左边像台北的淡水河湾，右边像泉州的洛阳江曲，两条“河”在瓮底汇合成一个“汇”字，被酱色越染越深。
船工蹲在码头抽烟，烟袋杆是台北的乌木做的，烟锅却换了泉州的铜底，烟杆上刻着行小字：“民国三十六年，渡海送瓮”。“这是我阿爷的烟杆，”船工磕了磕烟灰，“他说当年每月都要运十缸泉州的酱去台北，再把台北的新曲捎回来，烟袋里总装着两岸的烟叶，混着抽才够味。”烟袋锅里的灰烬落在地上，和酱瓮旁的陶土混在一起，捏成个小泥人，泥人手里捧着个酱碗，碗沿一半沾着台北的沙，一半沾着泉州的土。
傍晚阿婆的麦芽糖车刚停稳，就见几个台北来的孩子围着车转，手里举着竹蜻蜓，翅翼是台北的桂竹片，转轴却是泉州的竹节。孩子们把竹蜻蜓往糖车上一放，翅膀转起来带起的风，把车斗里的黑糖末和红糖末吹得飘起来，在空中凝成个“融”字，字的边缘还沾着些桂花碎，是台北的金桂和泉州的银桂混在一起的。
阿婆给孩子们分团圆糕，刚蒸好的米糕上，台北的桂花和泉州的花生碎被热气蒸得发胀，在糕面上晕出片浅黄，像幅模糊的地图。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突然指着糕面喊：“这是我家屋顶的样子！”众人凑近看，果然见花生碎堆出的形状，像台北酱坊的飞檐，而桂花铺成的纹路，正像泉州酱坊的天井，两个“建筑”在糕上挨得紧紧的，中间隔着条细细的糖霜，像条没化开的路。
夜里林伯翻出个旧木箱，里面装着本酱方手札，纸页已经泛黄，前半本是台北酱坊的秘方，字迹是林伯父亲的，后半本却换了泉州的笔迹，记着“泉州晒酱要趁东南风”“新曲需掺本地红泥”。手札中间夹着张褪色的照片，是两个穿长衫的人站在酱缸旁，一个是林伯的父亲，一个是白芽的阿公，两人手里各举着半块曲，曲块拼在一起，正好是个完整的“合”字。
“当年我阿爸来泉州学酿酱，就住在这屋里，”林伯指着照片里的缸，“这口缸现在还在院子角落，缸底的‘承’字，还是他和你阿公一起刻的。”白芽跑去看那口旧缸，果然见缸底刻着个模糊的“承”字，字的边缘粘着些酱垢，刮开一看，底下竟还藏着个“传”字，是用台北的朱砂和泉州的墨混着写的，两种颜色在缸底晕了三十年，早分不清彼此。
三更天时，曲房的铜铃突然自己响了，铃舌撞在铃身上的声音，一半脆一半沉，像两个人在说话。白芽推门进去，见林伯正坐在曲盘旁，手里拿着根铜丝，正是之前在木屑里发现的电话线。铜丝的一端缠在铃舌上，另一端从窗洞伸出去，被风刮得轻轻晃，线头沾着片香樟叶，叶上的露水顺着铜丝滴下来，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水洼里映着的月亮，一半被台北的云遮着，一半露着泉州的光。
“我阿爸当年总对着这铜丝说话，”林伯把铜丝绕在指尖，“他说这线能传声音，也能传酱的香味，等线不生锈了，两岸的酱就能顺着线流过去。”铜丝突然“啪”地断了，断口处露出的新铜色，在月光下闪着亮，像两滴连在一起的眼泪，慢慢落在曲盘里，和新曲上的菌丝缠成了一团。
窗外的渡轮又要开了，甲板上堆着刚装的陶瓮，瓮口都盖着布，布上印着“合欢酱”三个字，字的笔画里掺着两种线，一粗一细，粗的是台北的苎麻，细的是泉州的蚕丝，两种线在布上绕来绕去，把三个字缝得牢牢的，像生怕被海风刮散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