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K，本名郭凯，今年四十出头。
总署直属刑事调查处的老侦查员，专门处理“特殊情形”的审讯任务。
什么叫特殊情形，就是正规审讯拿不下来，但又必须让嫌疑人开口的时候。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几年，经手的案子自己都数不清了，手上没有留下过一处能被鉴定为刑讯逼供的外伤，但他的名字在整个海州公安系统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有人怕他，有人用他，有人既怕他又用他，但没有人会在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主动站起来跟他握手。
他长了一张让人记不住的脸。
中等个头，身材精瘦，脸上的皱纹不多，但眼神很冷，那种冷不是刻意练出来的，是十几年审讯室里熬出来的，看人的时候眼球不动，眼皮不眨，像是在透过你的脸看你后脑勺后面的墙。
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短促、干燥、不带任何多余的音节，落到纸上能直接当笔录用。
他和老婆张丽萍的关系早在十年前就名存实亡了。
因不是出轨，不是家暴，不是任何可以被写进离婚协议里的戏剧性事件。
是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二十年，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最开始也吵过，摔过碗，砸过门，她骂他是“冷血的王八蛋”，他回她是“不可理喻的泼妇”。
后来吵不动了，因为发现吵来吵去都是同一套词，像放录音带，连语速都一样。
再后来连嘴都懒得张了，她在厨房做饭他就去阳台抽烟，他在客厅看电视她就去卧室关门，两个人像磁铁的同极，永远保持着刚好够不着的距离。
本来到这个份上离了也就离了，但儿子郭晓阳那年刚上初二。
两人坐下来谈过一次，郭凯说你等儿子高考完，这期间别闹，别影响他学习。
张丽萍说行，但有一个条件：这期间在家里不许提离婚，不许冷暴力，儿子在家的时候要像正常夫妻一样说话。
郭凯说好。
接下来六年他们演了一场漫长的戏，演员只有两个，观众只有一个。
郭晓阳在家的时候他们一起做饭、聊天、看电视，张丽萍管他叫“老郭”，他管张丽萍叫“晓阳他妈”，语气自然得跟真的一样。
郭晓阳回房间关上门之后，客厅就变成了一座沉默的冰窖，两个人坐在沙发的两端，中间能再坐三个人，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谁也不关心，谁先起身去睡觉就算这场戏的谢幕。
今年六月郭晓阳考完了高考，成绩不错，被静海州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学计算机的。
九月份郭凯送他去学校报到，回来的高铁上接到了张丽萍的电话，说离婚协议打好了，让他回来签字。
他说行。
挂了电话之后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是难过，也不是轻松，就是一种闷闷的空，像胃里有什么东西被拿掉了，不疼，但总觉得缺了点分量。
回到家张丽萍已经把协议打印好了放在茶几上。
郭凯翻了翻，婚前那套房子归她，现在住的这套卖了平分，存款和股票账户加起来大概六十万，一人三十万。
他觉得这个分配方案还算公平，正要签字，张丽萍说你再往下翻一页。
他翻到第二页，上面列着一份清单，过去十年他所有不在工资卡上的收入，时间、金额、备注，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津贴、奖金、特殊任务补贴，有些他自己都忘了，她帮他记着。
清单最下面一行字：以上收入合计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婚姻存续期间的额外财产补偿。
郭凯把笔放下了。
他说：“这些数据你有备份吗。”
张丽萍说：“有。”
他又问除你之外有没有人知道，她说目前没有。
他点了点头，说明天再说，然后拎着行李袋走进次卧，关上了门。
次卧的家具不多，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本翻旧了的专业书。
墙上贴着一张海州地图，上面用红笔做了几个标记，是他每次“出差”去过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些红点散布在海州各个区县，还有几个在隔壁州。
他坐在床沿上盯着地图上的红点发呆。
他已经在这间次卧里住了快两年了，从张丽萍把主卧门锁换掉那天开始。
他每天回到家和张丽萍面对面坐在餐桌两端吃饭，两个人之间最近的距离从来没有少于一米，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比他们之间的对话还要密集。
他之所以愿意参与刑讯，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生活，每天回到家和那个已经完全没感情的女人面对面吃饭，胸口的烦躁堆了一天又一天，没处倒。
审讯室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地方，不，不是合法，但被默许。
在那里他可以把自己积攒的所有东西都倒出去，倒完之后再回家，整个人是空的，空到可以在次卧那张单人床上直接睡着。
十几年前海城乃至整个海州的刑讯现象还比较普遍，大部分都是审讯失控的结果，年轻警察被嫌疑人激怒，动手打了人，最后被投诉或者被监控拍到，处分、降职、调岗。
后面上面开始大力整顿，所有审讯室必须安装监控，审讯过程全程录像，讯问时间和时长都有严格规定。
那之后刑讯现象大幅度减少，到如今已经变得非常罕见。
但总有一些案子，犯罪分子把首尾处理得非常干净，没有直接证据，没有目击证人，光靠现有证据链根本定不了罪。
又或者人抓了，但赃款赃物藏匿的位置不肯交代，不追回来被害人那边没法交代。
这种时候正规审讯手段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在规定时间内，用规定的话术，面对一个铁了心不开口的嫌疑人，经验再丰富的审讯员也撬不开他的嘴。
所以郭凯这样的人就永远不会失业。
他第一次出手是在十年前。
那时候他还在市局刑侦支队，穿制服，有警号，审讯室里挂着的监控探头还是老式的那种，开关在审讯室内部，审讯员可以直接操作。
那是一起绑架案，三个绑匪绑架了当时海州最大房地产商的一对儿女，大的十岁小的八岁，索要赎金两千万。
富豪报了警，警方在赎金交接的现场抓了其中一个绑匪，另外两个跑了，两个孩子被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
被抓的那个绑匪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有前科，之前在工地上干活。
警方把他带回审讯室，从当天下午审到第二天凌晨，翻来覆去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两个审讯员轮番上阵，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倒水、递烟、讲政策、讲从宽处理的案例，什么招都用了，对面纹丝不动。
富豪那边每隔一小时打一个电话问进展，语气一次比一次重，最后打到了市局局长那里。
局长亲自来审讯室门口站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看了一眼里面那个低头不语的嫌疑人，然后把支队长叫到走廊里说了几句话。
支队长回来之后把审讯室的监控关了。
他从监控室走出来的时候扫了一圈办公室里的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两秒。
没人接他的目光。
大家都低头看案卷、打电话、敲键盘，假装在忙。
他清了清嗓子问了一句：“谁能上”，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站起来。
这种事情，做成了功劳是领导的，出了事责任是自己的，帽子丢了不说还有可能面临刑事追究。
然后角落里有人站起来了。
郭凯那天刚和张丽萍吵完一架，具体因为什么他忘了，反正就是那些陈年旧账翻来覆去地炒。
他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份没写完的案情报告，手指头搁在键盘上一个字都敲不出来，胸口憋着一股火，火苗子直往嗓子眼蹿。
支队长问谁能上的时候他脑子里什么法律什么纪律全都一闪而过，唯一剩下的念头是：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把这股火倒出去了。
他走进审讯室，把百叶窗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