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郭凯拿到的是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万块现金。
支队长把信封递给他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辛苦了。
他拿着信封回到家，把它放在餐桌上，张丽萍数了数，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他说局里发的奖金。
张丽萍没有继续追问，但吃饭的时候筷子放下去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去，反复了好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她只是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欲言又止，也有隐约的担忧。
郭凯看到了她的眼神，但他没有解释，夹了一筷子菜继续吃饭。
从那以后，张丽萍再也没有问过他钱从哪里来。
郭凯自己也变了。
在那之前他觉得用刑是一件错事，只是自己火气上头了才干的。
但那两个孩子被送到医院之后他去医院看了一眼：隔着ICU的玻璃，两个瘦小的身体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打着点滴，脸色白得像纸，但眼睛是睁着的。
他们还活着。
郭凯站在玻璃前面看着那两个孩子，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法律禁止刑讯是对的，但法律有时候来不及。
如果那天他没有把那个绑匪的嘴撬开，那两个孩子现在就不是躺在病房里，而是躺在停尸间里。
那天他从医院出来之后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十月的海城风已经凉了，吹在脸上很舒服。
他点了一根烟，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一个念头，有些事法律管不了，但总得有人去管。
这个念头他知道有问题，但他没办法把它从脑子里赶走。它就那么扎了根，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潮湿的土里。
在那之后，郭凯又参与了几次类似的审讯，手法也在这个过程中从刚开始的生疏、偶尔会留下淤青擦伤，到后面的完全不留一点痕迹。
他学会了用橡胶包芯绳控制力度，学会了用穴位按压制造最大程度的疼痛而不留伤痕，学会了用悬吊的时长和角度来调整嫌疑人的痛苦等级，学会了用噪音干扰和睡眠剥夺来瓦解意志。
他收集了大量的医学和解剖学资料，对着人体穴位图一遍一遍地练，在猪皮上练下针，在沙袋上练击打的力道。
他的手艺越来越好，好到后来连法医都挑不出毛病。
在这期间也出过几次事。
有一次一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了。
家属抬着尸体堵了警察局的大门，媒体在门口架了三天的摄像机。
当时已经是州警察署副署长的赵总监出面协调，对外宣布嫌疑人是在正常审讯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审讯过程全程录像，审讯人员无违规操作，录像当然是关闭的那一段之前的。
法医鉴定报告上的结论是“心源性猝死，诱因可能与审讯压力有关但无直接外力作用”。
家属最后拿了一笔补偿款撤了，事情压下去了，但郭凯的名字从此上了内部的黑名单，不是处分名单，是“此人不得在公开场合出现”的名单。
他的制服被收走了，换成了便衣，编制还在但身份变成了刑事调查处的“外勤顾问”，一个不存在于公开档案里的职位。
他的工资照领，每次出手的津贴从几千涨到几万，但职务那一栏上永远是空白的。
他也被需要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个月好几次到一年两三次，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审讯监控已经与上级部门实时联网，私下关闭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只有偏远地区的分局，偶尔通过私人关系请他去。
他和他老婆的感情在这段时间里从吵变成冷战，从冷战变成陌路。
最初是因为工作压力需要出口，后来工作压力没了，恨已经变成了惯性。
不看她还好，一看她那张脸就烦，其实她也没做错什么，只是在他眼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噪音。
锅铲磕在锅沿上的声音，拖鞋在瓷砖上走动的声音，她清嗓子的声音，每一样都让他想把椅子搬到阳台上去吃。
他知道这不公平，但他改不了，在她眼里他也是一样，她忍了十年，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
他自己一个人在次卧那张单人床上躺了很久才睡着。
还得继续上班，也许上班反而比在家里舒服，审讯室比家里温暖。
但最近郭凯也感觉警局的氛围不对。
因为前段时间银行劫案发生之后，海州警方上上下下的压力大得像一块铁板压在每个人胸口上。
三吨黄金，一块不剩，劫匪在现场留了个香槟瓶子，那瓶子被送到省厅物证鉴定中心之后来来回回检了三遍，除了几个模糊的指纹残片之外什么都检不出来。
专案组把能派的人全派下去了，各个分局的刑警基本上都在外面跑线索，市局刑侦支队那层楼的工位已经空了一个多月，桌上的案卷堆得跟小山似的，烟灰缸里的烟头倒了又满，满了又倒，保洁阿姨都懒得换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矿州那边传来了一条意外的消息。
消息是西矿州下面一个县级公安局发来的，说他们那边抓了一个人，这人之前在煤矿上干活，年初出门打工，半年之后回来突然发了财。
给儿子在县城全款买了一套房，买了一辆三十多万的车，还给儿子办了婚礼，彩礼一出手就是三十万。
按说这种事在农村虽然扎眼但也不是没有，但问题是这人跟亲戚说的是“在外州打工买彩票中了奖”。
那个眼红的亲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索性按他说的城市去查了那一期的开奖记录，结果发现那个城市当期根本没有开出大奖，最高的一注也就二十万出头。
亲戚心里更不平衡了，又翻新闻，看到海城特大银行劫案的报道，越看越觉得时间对得上，直接跑去派出所举报了。
当地警方上门抓人，在嫌疑人家里搜出一百多万现金，红彤彤的钞票从蛇皮袋里倒出来铺了一地，在场的民警都看傻了。
嫌疑人被带回局里之后什么都不说，问就是不知道，问就是捡的，问就是借的。
但他在外打工的地点就是海城，时间也和劫案吻合，西矿州警方就把消息通报给了海州。
陈队长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对着墙上那面贴满线索纸条的白板发呆。
他挂了电话之后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把老K的号码翻了出来。
郭凯是当天晚上飞的西矿州。
飞机落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西矿州这边的派出所给他准备了一间没有监控的房间，在办公楼最里面，原来是杂物间。
临时清空了搬进去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盏日光灯，灯光惨白惨白的，照得整个房间像一间手术室。
嫌疑人被带进来的时候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拖着脚镣，走路的时候金属链条在水泥地上拖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这人姓马，四十多岁，身材矮壮，常年在矿井下干活练出来的那种体格，肩膀很宽，手臂很粗，脖子上的肌肉结实得像树根。
但眼睛里没有那种亡命之徒的狠劲，只有一种被关了好几天的疲惫和惊恐。
他进来的时候看到了郭凯，郭凯正坐在唯一的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卷宗，手里转着一支笔。
他抬头看了一眼嫌疑人，目光很平静，像是在看一件还没开始拆的包裹。
门关上了。
郭凯站起来走到嫌疑人面前，没有说你好，没有自我介绍，而是先围着他转了一圈。
他的步伐很慢，皮鞋踩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的，节奏均匀得像个节拍器。
嫌疑人站在原地不敢动，脖子跟着他的脚步声转，转到一半又不敢转了，只能僵硬地挺着脖子，额头上开始冒汗。
郭凯转完一圈之后停在他正前方，两个人的距离不到半米，近到嫌疑人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味。
郭凯开口了，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水泥墙面上：“你儿子今年多大。”
嫌疑人愣住了。
他大概以为第一句会是“黄金在哪”或者“你同伙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