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挂断了。
郭凯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办公室里重新陷入黑暗。
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后背靠在椅背上，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头无意识地摩挲着椅子扶手上那块被磨得发亮的人造革。
他知道自己刚才那番话奏效了，但奏效的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像在赵总监面前脱光了衣服亮出了一身旧伤疤，每一道疤都是赵总监亲手帮他缝的，而现在他把这些疤一道一道指给对方看，说你看，你欠我的。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不是愧疚，不是羞耻，是一种比这两样都更让人难受的亏欠感。
他和赵总监之间十几年的交情，从上下级变成利益共同体，又从利益共同体变成某种建立在共同秘密之上的复杂关系，现在全被他这几句话清空了。
不管这件事最后能不能解决，赵总监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一个曾经保过你的人，和一个你曾经威胁过的人，这两种身份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他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应急灯还亮着，惨白的光打在墙壁上，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
他坐电梯上了三楼，电梯门开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刚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民警，对方手里拿着一沓文件，看到他之后愣了一下，然后快速把目光移开，从他身边绕过去走了楼梯。
郭凯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敲了两下门，局长在里面说了一声进来。
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又多了几个新烟头。
桌上那几份文件：周小曼的报案笔录、物证清单、DNA样本送检登记表，还摊在那里，但旁边多了一个座机电话，话筒搁在一边，线还缠着。
显然赵总监的电话刚挂不久。
局长的脸色很难看。
那种难看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迫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之后才会有的阴沉。
他看了郭凯一眼，什么都没说，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让陈队长来一趟”。
然后他又打了几个电话，把刑侦支队几个骨干干警的名字也一并叫上了。
挂了电话之后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看着郭凯。
那眼神里的厌恶是没有任何掩饰的，不是那种上下级之间因为工作失误而产生的不满，而是一种更私人、更直接的嫌弃。
像是有人把一盘馊掉的菜端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不得不吃但又实在咽不下去。
“赵总监刚给我打了电话，”局长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压着的火气：
“让我配合你，我现在把刑侦的人叫过来，你需要什么资源直接跟他们说。”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线，不许牵连无关人员，查出来的结果先报我，不许擅自行动。”
“出了事你自己兜着，警局不会替你背锅。”
郭凯点了点头说：“谢谢局长。”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诚恳，但局长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低头翻开了面前的一份文件，动作像是在说“你可以走了”。
陈队长和几个刑侦支队的干警陆续走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郭凯站在靠窗的位置，手里夹着一根烟但没点。
陈队长推门进来先看了一眼局长，又看了一眼郭凯，脸上的表情是那种被临时拉来加班但又不知道具体任务是什么的困惑。
后面跟着的几个人也都是刑侦支队的熟面孔：有两个是他以前在审讯室门口递过烟的，有一个是他教过怎么使用橡胶包芯绳的徒弟，还有一个是当年一起处理过那起绑架案的搭档。
他们进来之后各自找了位置站好，有的靠在文件柜上，有的站在门边，没有人主动跟郭凯说话，但也没有人表现出明显的排斥。
更多的是一种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的拘谨。
局长扫了一圈在场的人，没让任何人坐下，直接开门见山。
“郭凯的案子你们应该都听说了，现在局里决定在正式立案前，由你们配合他对报案人进行背景调查。”
“调查范围仅限于银行流水和通讯记录，不许对报案人本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许泄露案情，所有调查结果直接报我。”
“陈队长，你负责协调，其他人听郭凯安排。”
陈队长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声：“明白了，”然后看向郭凯，问：“从哪开始。”
郭凯说：“查银行流水，重点查她最近三个月内所有超过一万的进出账记录，包括转账方的账户信息和开户人身份。”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她以前在海城一家西餐厅当过酒托，西餐厅那边的定期小额转款记录也要调出来，能追溯多久就追溯多久，这是证明她一贯作案手法的关键证据。”
陈队长把这些要点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带着人鱼贯而出，每个人从局长办公室走出去的时候都刻意回避了和郭凯的目光接触。
最后一个人出去之后门被轻轻带上，办公室里又只剩下郭凯和局长两个人。
郭凯把手里那根没点的烟放回烟盒里，朝局长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去。
他的手刚碰到门把手，局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门板上。
“郭凯，这次是最后一次。”
郭凯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秒。
他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应急灯把他的影子铺在身后的地砖上，又长又暗。
接下来的两天，孟德照常跑网约车。
接单的间隙他时不时把车开到市局附近，在马路对面的便利店门口停一会儿，买个咖啡或者一包烟，然后靠在车门上用感知力扫一遍市局内部。
刑侦支队那层楼的工位还是大部分空着，几个没出外勤的干警在低头翻案卷。
他每次都会重点扫一眼郭凯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文件堆得整整齐齐，烟灰缸是空的，椅子推进桌底，电脑屏幕黑着，不像有人在里面待过的样子。
他又扫了扫审讯室和临时留置室，也没有郭凯的身影。
这个情况有点出乎他的预料。
按正常流程，小猫报案已经好几天了，警方手里有DNA铁证，应该早就可以立案传唤嫌疑人。
但他和小猫的阅后即焚聊天里，小猫那边一直没有收到警方的立案通知，也没有人联系她补充笔录或者安排辨认。
这事要是搁在普通嫌疑人身上，立案决定书早就该下来了。
但郭凯是内部人员，警方可能在做某种内部权衡，先压着不立，等证据链补全了再走正式程序，或者干脆等上面的人拍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郭凯在警局的影响力远超他的预估，有人在帮他压事。
孟德把咖啡杯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心想不管怎样，再等等看。
他有的是时间。
而此刻的郭凯正坐在刑侦支队的会议室里，面前的桌上摊满了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转账记录和通讯清单。
会议室里的白板上用记号笔画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周小曼的照片钉在正中间，周围是各种延伸出去的线索箭头。
他在这个会议室里已经泡了快一整天，烟灰缸换了三次，喝空的咖啡杯排成一排。
经侦的同事把周小曼名下所有银行账户过去两年的流水全部调了出来，厚厚一沓打印纸按时间顺序钉成好几本，每一本都用不同颜色的标签纸标注了重点区域。
郭凯从里面挑出了两条最重要的线索。
第一条是一条规律性极强的小额进账记录。
一家叫“枫丹阁”的西餐厅，每个月固定有两到三笔转账打入她的账户，金额从三千到八千不等，偶尔能过万，累计一年下来接近二十万。
每次转账的日期都集中在周末前后，金额也和餐厅客单价吻合，如果是正经的销售提成，应该有明确的工资条、社保缴纳记录和劳动合同备案。
但这些全都没有。
郭凯又让经侦同事把枫丹阁的工商登记信息和纳税记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