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在那家医院治疗了多久？”
“大概两年。每个月去一次，开药，做心理辅导。张建国是他的主治医生，对他的病情非常了解——知道他吃什么药，知道他的生活习惯，知道他一个人住，没有家人，没有人会关心他死了还是活着。”
“张建国现在在哪？”
“在康宁医院上班。我们的人已经在盯着了。”
陈正阳站起身，拿起外套：“走，去会会这位张副院长。”
康宁医院在临市南郊，是一栋六层的白色建筑，门口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
这个季节桂花已经谢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满地枯黄的落叶。
陈正阳走进医院大厅，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混着一股说不清的甜腻——也许是空气清新剂，也许是别的什么。
前台护士低着头在玩手机，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
他直接上了三楼，副院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他推门进去。
张建国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打电话。他五十岁左右，保养得很好，头发乌黑，皮肤光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
看见陈正阳进来，他的眼神闪了一下，但对电话那头说话的语气没有任何变化。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他挂了电话，抬起头，脸上挂着一个职业性的微笑，“你好，请问你是？”
陈正阳亮出证件。
张建国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的右手微微动了一下——拇指和食指搓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还在。
“刑侦支队？陈支队？请坐请坐，有什么事需要我配合？”他的语气客气而自然，像是在接待一个来做心理咨询的病人。
陈正阳在他对面坐下，把陈志远的照片放在桌上。
“张院长，认识这个人吗？”
张建国低头看了一眼照片，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认识。他叫陈志远，是我的病人。抑郁症，在我这里治疗了两年。可惜……三个月前，他自杀了。我很难过。”
“你怎么知道他自杀了？”
张建国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派出所通知的。他是我的病人，他们问我有没有他的病历资料。我提供了。”
“陈志远死前三个月，他的账户里多了八十万。汇款方是康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是你的妻子孙丽华。这八十万是做什么的？”
张建国的笑容终于消失了。
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握在胸前，看着陈正阳，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计算的、权衡的、在快速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表情。
“陈支队，这八十万是正常的业务往来。陈志远生前和我妻子公司有合作，具体是什么合作，我不太清楚，你要问我妻子。”
“陈志远一个无业抑郁症患者，和你妻子的公司能有什么业务往来？”
张建国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僵硬：
“陈支队，你说的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他的医生，我给他看病，他自杀了，我很难过。但你不能因为他是我的病人，就把他的死和我联系起来。”
陈正阳看着他，没有说话。
【共情之眼，激活。】
墙。
一堵很厚的、被精心建造的墙。
墙的后面有恐惧，但不是那种被抓住的恐惧，而是一种更精密的、更冷静的恐惧——像是一个棋手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步，正在快速计算如何弥补。
张建国在隐藏什么。
但共情之眼告诉陈正阳，他不是凶手。他是参与者，是策划者，但他不是那个在门口手肘撑着门框、恐惧到发抖的人。
“张院长，陈志远死的那天晚上，你在哪？”
张建国想了想：“在家。和我妻子在一起。”
“有人能证明吗？”
“我妻子。”
陈正阳点了点头，站起身：“谢谢张院长的配合。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再联系你。”
张建国也站起来，又挂上了那个职业性的微笑：“随时欢迎。”
陈正阳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张院长，你认识赵明远吗？”
张建国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裂痕。不是恐惧，是困惑。赵明远——那是柳巷红裙案的凶手，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陈正阳只是随便说了一个名字，想看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是困惑。
纯粹的、真实的困惑。
他不认识赵明远。
他不是那个在门口站着、恐惧到发抖的人。
陈正阳走出办公室，关上门。
走廊里，秦海川在等他，递过来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资料。
“陈支队，查到了。康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最近一年，除了给陈志远的八十万，还向另外两个人转过钱。一个叫李芳，一个叫王强。”
“李芳和王强都是康宁医院的患者，都有抑郁症病史，都在最近半年内死亡。一个死在出租屋里，被认定为自杀；一个死在老家，被认定为意外。”
陈正阳接过资料，一页一页地翻。
李芳，女，三十四岁，单身，无业，三个月前被发现在出租屋里上吊身亡。现场有一封遗书，写着“活着太累了”。
王强，男，四十五岁，离异，无业，两个月前被发现在老家坠井身亡。现场没有遗书，但邻居说他“最近状态很差”。
两个抑郁症患者，和一个死了的陈志远，一条线——康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八十万，张建国，孙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