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笔钱，转出去的备注写的是什么？”
“都是‘业务合作’。”
“他们和康宁公司能有什么业务合作？”
秦海川摇了摇头：
“查不到。李芳和王强的银行流水里，除了这笔钱，没有任何其他大额交易。他们的人也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陈正阳把资料合上，站在走廊的窗前，看着院子里那几棵光秃秃的桂花树。一个女人上吊，一个男人坠井，一个男人服药。
三种不同的死法，三个不同的城市，三个不同的时间。
如果不是陈志远的卷宗被他在积案清理中无意翻到，这三条线可能永远不会交叉。
但现在它们交叉了。
线头在康宁医院，在张建国和孙丽华手里。
“查孙丽华。她是什么背景？她的公司做什么业务？她和这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秦海川点头，转身去打电话。
陈正阳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
他想起情绪残影在陈志远房间里捕捉到的那些颜色——沙发上那团灰色的绝望，门口那团黄色的恐惧。
白色的绝望是自杀。黄色的恐惧是谋杀。
陈志远不是自杀，他是被谋杀的。有人在帮他死，然后在现场布置了一切，让所有人相信他是自己决定离开这个世界的。
但那个人在门口站了很久，手肘撑着门框，恐惧到发抖。他不想杀人，但他杀了。他不忍心，但他做了。
第二天，孙丽华的背景资料送到了陈正阳桌上。
孙丽华，女，五十二岁，临市人，医科大学毕业，当过几年医生，后来下海经商，做了医疗投资。
康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是她独资的，表面上是做医疗器械和药品贸易，实际上——秦海川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
“这几家养老院和康复中心，都是康宁公司投资的。康宁医院的张建国是她的丈夫，负责医疗业务。这两个人，一个管钱，一个管医，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
他翻了一页，“有个问题。康宁公司的账面上，近两年有大量的资金外流，流向了十几个个人账户，其中就包括陈志远、李芳和王强。”
“总金额超过五百万。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是康宁医院的患者，都有抑郁症或其它精神类疾病，都在收到钱之后的几个月内死亡。”
陈正阳看着那份名单，十三个名字，十三个被标注了“已死亡”的红色印章。
十三个抑郁症患者，十三个被医院判定为自杀或意外的人。
“这些人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
秦海川翻到最后一页：
“他们都有保险。不是普通的医疗保险，是那种高额的意外伤害险和定期寿险。保额从一百万到五百万不等。”
“受益人不是他们的家人——他们没有家人，或者家人很久没联系了。受益人是康宁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室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
陈正阳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他缓缓抬起头，看着秦海川，秦海川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眼神里，是同样的东西——难以置信的、冰冷的、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
康宁公司给抑郁症患者转钱，钱进到他们的账户里，然后他们死了，康宁公司作为保险受益人，拿到了几百万的赔偿金。
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康宁公司的口袋里，翻了十倍。
这不是医疗，这是杀人。
这是一条完整的、精密的、冷血的产业链。上游是病人，中游是医生，下游是保险公司。
张建国负责筛选病人——那些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的人。孙丽华负责操作资金和保险。然后病人“自杀”了，钱到手了，一切都结束了。
但陈志远没有“自杀”。他是被谋杀的。
陈正阳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空比他想象的更加阴沉，乌云压得很低，像一块巨大的铅板，悬在城市的上空。
他想起了陈志远房间里那团灰色的绝望，那团不是陈志远的绝望，是凶手的绝望。凶手在帮他死，但凶手不想杀他。
凶手站在门口，用手肘撑着门框，恐惧到发抖，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秦支队，查。找出是谁杀了陈志远。”
孙丽华是在自家别墅里被带走的。
那天傍晚，陈正阳带着秦海川和高虎，没有开警车，没有拉警笛，三辆民用牌照的车无声无息地停在白鹭湾别墅区的门口。
保安还没反应过来，十多个刑警已经穿过花园，围住了最里面那栋三层小楼。
夕阳的余晖把整栋别墅染成了暗红色，玻璃窗反射着刺眼的光，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
陈正阳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孙丽华本人。五十二岁的女人，保养得像四十出头，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真丝家居服，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脸上还敷着面膜。
她看见门口站着的人，敷着面膜的脸看不出表情，但她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瞬。
“孙丽华，我是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陈正阳。你涉嫌多起故意杀人案，这是搜查令和逮捕令。”陈正阳把文件亮在她面前。
孙丽华的手从门把手上滑了下来。她低下头，看着那份盖着鲜红公章的逮捕令，看了几秒，然后侧身让开了门口。
她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她的面膜在夕阳下泛着冷白色的光，像一个戴在脸上的面具。
高虎上前，给她戴上手铐。
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门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孙丽华低头看着手腕上的手铐，忽然笑了一下。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