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秦海川带着另一组人，在康宁医院的副院长办公室里带走了张建国。
张建国正在给一个患者开药，看见警察进来，手里的笔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
他对患者说了一句“对不起，今天的门诊到此结束”，然后站起来，把手伸出来，没有挣扎，没有辩解。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审讯室里，孙丽华坐在铁椅子上，已经卸了妆，摘了面膜，露出一张真实的、苍白的、布满细纹的脸。
她看着陈正阳，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奇怪的、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的表情。
“陈支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吗？”她的声音沙哑而平静。
陈正阳没有说话。
“因为那些人都该死。”
孙丽华的嘴角微微上扬，但那不是笑，是一种扭曲的、病态的、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表情，“他们活着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浪费医疗资源。他们每天躺在床上，等着政府养，等着医生救，等着别人可怜。他们不配活着。”
“你不认识他们。你没资格评判他们配不配活着。”
“我是医生。”
孙丽华的声音忽然尖锐起来，“我当了二十多年医生，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吃我的药，占我的床位，用我的时间，最后连一句谢谢都不说。他们是社会的负担，是家庭的累赘，是自己生命的蛀虫。我帮他们死，是帮他们解脱。”
陈正阳看着她，共情之眼让他看见了一团扭曲的、病态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过的灰黑色光晕。
那不是仇恨，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东西——不是恶，是空。
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洞。
孙丽华不是天生的杀人狂，她是一个在漫长的、与死亡和疾病打交道的岁月里，逐渐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和感知的人。
“孙丽华，陈志远是谁杀的？”
孙丽华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不是恐惧，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像是在回忆一个已经模糊了很久的名字。
“陈志远……他不一样。”
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他是我杀的第一个人，也是最后一个。那天晚上，我去了他的出租屋。他吃了药，但剂量不够，还没死。”
“他躺在沙发上，还在喘气。我坐在他旁边，等着。等了很久，他还在喘气。我等不及了，就拿了一个枕头，捂住了他的脸。”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他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很用力，像是不想死。但我没有松手。我不能松手。他死了之后，我把现场收拾了一下，把药瓶里的药撒在地上，把那封信放在茶几上。”
“那封信是他写的，但不是遗书，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说谢谢我，谢谢我帮他解脱。”
陈正阳缓缓呼出一口气，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从胸口被移开了。陈志远不是被谋杀的，他是被协助自杀的。
但协助自杀也是杀人。
孙丽华帮他写好了遗书，帮他布置了现场，帮他把一切伪装成自杀。
然后她站在门口，手肘撑着门框，看着沙发上那个已经不再喘气的人，恐惧到发抖。
“李芳和王强呢？他们也是你杀的？”
孙丽华摇了摇头：
“李芳和王强不是我杀的。是他们的家人。我帮他们办了保险，帮他们找了医生，帮他们开了药。但最后动手的是他们的家人。”
“李芳的哥哥帮她挂上了绳子，王强的弟弟把他推进了井里。他们拿到了保险金，我拿到了我的分成。这是一个交易，公平的交易。”
审讯室里的灯很亮，照在孙丽华的脸上，把她的每一道皱纹、每一根白发都照得清清楚楚。
她的眼睛里有泪，但那不是悔恨的泪，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情绪。
张建国的审讯在另一间审讯室里同时进行。
他和孙丽华不一样，他没有那种病态的、扭曲的正义感，他只有一种深深的、深入骨髓的疲惫。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在做什么。”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但我没有阻止她。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爱她。而且那些病人……确实，有些人活着真的很痛苦。我觉得帮他们结束痛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你不是神，你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痛苦该结束。”
张建国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但我做了。我给他们开药，开最贵的药，开他们不需要的药。我帮孙丽华挑选病人——那些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的人。”
“我帮她把他们的病历写成‘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建议长期住院’。我帮她把他们的保险额度提到最高。我做了所有的事，除了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她自己做的。”
“十三个病人。十三条人命。张建国，你觉得你只是帮凶吗？”
张建国没有回答，低下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他没有哭出声，但他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桌上，在那张冰冷的铁桌子上晕开成一朵朵小小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