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第一次对陆阳产生那种念头，是在他们认识的第十一年。
那天是陆阳的三十岁生日，在一家临市最好的日料店里，包厢里坐满了人。
陆阳的女朋友苏晚坐在他旁边，笑盈盈地给他倒酒，陆阳的父母坐在对面，脸上洋溢着那种只有“儿子有出息”的父母才会有的骄傲。
江川坐在角落里，手里握着一杯清酒，看着陆阳站起来致辞，感谢父母，感谢女朋友，感谢朋友——最后提到他。
“还有我的好兄弟江川，认识十一年了，从大学到现在，不容易。”大家鼓掌，江川举杯，笑着喝了一口。
清酒没什么味道，像水一样。
十一年。
他们确实认识了十一年。
大学同班，一个宿舍，上下铺。江川记得开学第一天，陆阳是最后一个到的。
他爸妈开着一辆黑色轿车送他来，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光是鞋子就带了十二双。
江川是从县城来的，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扛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塞着被褥和换洗衣服。
陆阳看见他的编织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哥们儿，你这包够酷的啊。”
那是他们友谊的开始。
没有俯视，没有怜悯，就是一个开朗的、从小被爱包围长大的城市男孩，对一个局促的、从小县城走出来的穷学生，伸出了手。
上课帮占座，吃饭帮刷卡，考试帮划重点。江川觉得陆阳是他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人。
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人。
但最好的东西，往往也是最让人难受的。
毕业后，陆阳进了家里的公司。
说是家里的公司，其实是他爸创立的，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中型企业，不大不小，但足够让陆阳一毕业就坐在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穿着定制的西装，在各种饭局上说着江川听不懂的话。
江川没有家里的公司可以进。
他投了三十多份简历，面试了十七家公司，最后在一家小型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月薪四千五，租了一间朝北的隔断间，窗户对面是一堵墙。
那一年，他参加了陆阳的四场生日会。
每一场都比他自己的生日热闹。每一场他都坐在角落里，看着陆阳笑着、喝着、被人围着。
每一场他都告诉自己，这是他的兄弟，他应该为兄弟高兴。他是真的高兴，只是高兴的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五年过去了。
陆阳从副总经理变成了总经理，父亲退休了，公司完全交给了他。
他和苏晚结了婚，婚礼办了三天，第一天在临市，第二天在苏晚的老家，第三天在巴厘岛。
江川收到了请柬，去了第一天的婚礼。他坐在亲友席上，看着陆阳和苏晚交换戒指，听着证婚人念祝福词，跟着所有人一起鼓掌。
手很疼，但他没有停下来。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喝着啤酒，翻了翻手机通讯录，发现能打电话聊天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是别人疏远了他，是他疏远了别人。
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住在朝北的隔断间里，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月薪涨到了七千五但房租也跟着涨到了两千八，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今年三十二岁，没房没车没存款，没有一个叫苏晚的女朋友。
他翻到陆阳的号码，看了几秒，然后锁了屏。
陆阳不知道这些。陆阳还是每周给他打电话，约他吃饭，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挺好的，最近在谈一个大客户。
陆阳说行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他说好。
然后挂了电话，坐在隔断间的床上，听着隔壁租户打电话的声音、楼上小孩跑来跑去的声音、窗外马路上汽车喇叭的声音。
所有的声音都很大，只有他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小。
转折点出现在去年秋天。陆阳的公司接了一个政府的项目，需要做一套宣传方案，陆阳把广告部分的业务外包给了江川的公司。
江川的老板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让江川牵头负责，和陆阳对接。
江川第一次走进了陆阳的办公室——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全景，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陆阳和苏晚在海边的合照。
陆阳给他倒了杯茶，说：“这次你可得好好帮我做。”
江川说：“放心，不会给你丢脸的。”
项目做得很成功。
江川的方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他的老板很高兴，给他涨了薪，升了职，从隔断间搬到了一室一厅，朝南的，阳光很好。
他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他觉得自己终于追上了一点点，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至少不再是原地踏步了。
直到有一天，陆阳告诉他，苏晚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陆阳在电话里的声音兴奋得像一个孩子，那种纯粹的、毫不掩饰的快乐，透过电波刺进了江川的耳膜。
他握着手机，站在新租的房子里，看着窗外夕阳把整片天空染成金色。
他说：“恭喜啊。”
陆阳说：“你可得当干爹。”
他说：“好。”
挂了电话，他坐在窗台上，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他想了很多。
他想，如果他家也有钱，如果他也一毕业就进家里的公司，如果他也开奥迪住大房子娶苏晚那样的老婆，如果他的人生不是处处都比陆阳差一点——他会不会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不是恨，不是怨，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有根刺扎在胸口的感觉，不疼，但一直在那里，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
他不想再呼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