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日,罗马尼亚东北部,一个没有名字的村庄。
  重锤师从德涅斯特河向西推进了将近五十公里。五十公里的直线距离,在和平时期开车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但在这片被战火犁过的土地上,五十公里意味着三天两夜不间断的战斗,意味着四十七个人永远地倒在路边、田埂、沟渠和弹坑里,意味着几十吨弹药被消耗掉,意味着每一辆卡车的发动机都多跑了三百公里的磨损里程。
  罗马尼亚人的防线不止一道。他们从边境开始,每隔十到十五公里就有一道预备阵地,战壕、掩体、雷场一应俱全。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这么长的战线。一个师要防守正面四十公里的区域,平均每公里不到三百人,稀薄得像一张被虫子蛀满了洞的纸。他们把主力收缩到了几个交通枢纽和城市里——雅西、加拉茨、布加勒斯特——用小股部队在乡村地区迟滞帝国军的推进速度。打几枪就跑,埋几颗雷就跑,炸一座桥就跑。不跟你打,只跟你耗。这种战术让帝国军的每一天都像在沼泽里走路——不致命,但黏脚,每一步都要消耗比前一天更多的体力。
  叶凌蹲在村庄入口的一堵矮墙后面,45式架在墙上,望着村内。矮墙是石头砌的,大约是某户人家的院墙,墙头上种着一排仙人掌,仙人掌已经枯死了,但那些刺还在,尖利的、黄褐色的刺,像一根根淬过毒的铁针。她把枪架在墙上,枪管压在仙人掌的刺上,刺扎进枪管的木头护木里,她没有理会。
  村子里很安静,没有枪声,没有人声,连狗叫声都没有。这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不是那种深山里、旷野中、一切活物都在正常过日子的安静,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抽走了所有生命之后的、像棺材一样的安静。房子还在,门窗都敞着,风从这头吹到那头,把桌上的灰吹到地上,把地上的灰吹到墙上。一间房子的门是双扇的,两扇都开着,门板上贴着一张退了色的福字,福字是倒着贴的,大概在某个中国人或者学过中国文化的人在这里住过。但人已经不在了。
  墙上贴着宣传画,罗马尼亚语的,她看不懂。但画上的人她看得懂——一个罗马尼亚士兵,穿着绿色军装,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峰前面,手里举着步枪,脸上带着微笑。那种她见过的微笑,在很多宣传画上见过,在帝国的、在俄国的、在那些她看不懂的、但不需要看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宣传画上。那种“我们一定会赢”的微笑。微笑很标准,牙齿白,眼睛弯,像一个合格的、被反复练习过的表情。但那个士兵的枪口对着谁呢?对着她。对着每一个从东边来的人。
  “连长,村子里没人。”林小军从村东头跑过来,猫着腰,步枪背在肩上。他在村里转了一圈,从村头跑到村尾,经过每一间开着的和关着的房子,都探头看了一眼。没有人。连一只猫、一只鸡都没有。所有的活物都消失了,像是被一阵风吹走了。
  “有没有埋伏?”
  “工兵搜过了,没有雷,没有诡雷,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座空村。”林小军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汗和灰混在一起,在他的脸上画出一道一道的黑杠。
  叶凌站起来,从矮墙后面翻出去,走进村子。青石板的路,坑坑洼洼的,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长着青苔,青苔已经枯了,变成一层灰黄色的干皮。路两旁是石头砌的房子,墙壁很厚,窗户很小,是那种为了抵御冬天而设计的农舍。屋檐下挂着干辣椒和干玉米,辣椒已经黑了,玉米粒瘪了,像一排排没有牙齿的牙龈。有一家的门没有关,她探头往里看了看。灶台是砖砌的,上面架着一口铁锅,锅里还有粥。粥已经干了,结成一层硬壳,贴在锅底,像一幅干涸的地图,纹路从锅底中心向四周放射,像是某种古老的、失传的文字。灶膛里的灰还是温的,她蹲下来,把手伸进灶膛,感觉到一丝微弱的余温。说明这家人离开的时间不长。也许就今天早上。
  炕上的被褥还在,叠得整整齐齐,像还在等着主人回来。被褥是用碎布拼的,花花绿绿的,每一块布的形状和颜色都不一样。枕头上绣着花,红色的,已经褪成了粉色。枕头旁边放着一只布娃娃,布娃娃的眼睛是纽扣缝的,鼻子是布条缝的,嘴巴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叶凌看着那个布娃娃,看了几秒,然后把视线移开,退出了房间。
  李苏皖蹲在村口的一棵老橡树下面,从背包里翻出那些药瓶,一瓶一瓶地摆出来,用布擦干净,再摆回去。老橡树的树干很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上有一道很深的刀痕,刻着一个心形,心形的中间刻着两个人的名字,罗马尼亚语的,看不懂。但心形看得懂。爱情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同一个形状,同一个意思。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色的天空,像一只只剩下骨架的手。
  她的嘴唇在动,在念叨,像在念一串很长的、永远念不完的经。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她的手指很仔细地擦着每一个药瓶,碘酒的、磺胺的、绷带的、止血带的、吗啡的。她把它们按大小排列,大的在左边,小的在右边。排列完之后又打乱了,又重新排列,像是某种强迫性的仪式。
  叶凌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李苏皖。”
  “嗯。”
  “你怕吗?”
  李苏皖的手指在磺胺瓶上停了一下。磺胺瓶的瓶身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的边角翘起来了,她用手指把它按平。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叶凌。那双棕色的眼睛里,瞳孔还是很大,占据了虹膜的大半部分,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眼白里的血丝少了一些,也许是休息够了,也许是习惯了。她沉默了几秒,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给出一个条件反射的回答。
  “怕。但怕也要走。不走就是死。”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水,不多,但每一滴都是干净的。
  叶凌看着她。看着那双眼睛,看着那双手,看着那个布满了补丁的背包。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不抖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抖的,她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三天前,也许是五天前,也许是更久。抖是有尽头的,就像恐惧是有尽头的,眼泪是有尽头的。当你发现再抖也改变不了任何事的时候,手就不抖了。
  远处,西边的天际有一道很淡的烟柱。不是炊烟——炊烟是白色的,柔软的,会随风飘散。那道烟柱是灰黑色的,粗而直,像一根从地面刺向天空的针。那是工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没有被风吹散,说明烟囱很高,烟量很大。那里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工业城市,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重锤师要去那里,打下来,然后继续往西走。一直走,走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她把手翻过来,看了看掌心的茧。那些茧排列得很整齐,分布在虎口、食指根部、拇指根部——握枪的位置。这些茧是她的履历,比任何证件都真实,比任何勋章都具体。
  她站起来。
  “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