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日,布达佩斯以东,佩斯城。
夜里没有炮声。
不是停火,是双方都在等。德军在等天亮,等美军的飞机从意大利或者英国的机场起飞,穿越阿尔卑斯山,穿越亚得里亚海,飞到匈牙利平原的上空,用三十毫米机炮和集束炸弹把帝国军的坦克一辆一辆地敲掉。帝国军在等天黑,等美军的飞机走。那些飞机在白天是死神,在夜里是瞎子。只要太阳落下去,只要天空暗下来,只要那些带着星条旗和三色圆徽的铁鸟收拢翅膀飞回它们来时的方向,多瑙河两岸就只剩下步兵和步兵的对峙——步枪对步枪,机枪对机枪,迫击炮对迫击炮,谁的骨头更硬,谁就能活到明天早上。
双方隔着多瑙河对峙。河不宽,最窄的地方不到两百米,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游泳过去用不了五分钟。但没有人游泳。河面上漂着碎木板、空油桶和鼓胀的尸体,水是黑的,冷得像冰窖,就算游过去了,对岸的河堤上还有德军的机枪掩体,水泥浇筑的,半人多高,枪口黑洞洞地对着水面,像一排等着喂食的嘴。谁都不先动手。不是不想,是不能。没有炮火准备,没有装甲支援,没有足够的弹药,冲过去就是送死。但谁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等坦克来了。等那些从乌拉尔工厂生产出来的、装上平板火车、穿过被炸断又被修好的铁路线、在某个深夜悄悄开进佩斯城的四式坦克来了。等炮弹来了。等那些从帝国后方的兵工厂里铸造出来的、装进木箱、码在月台上、被搬运工们扛上卡车的七十五毫米炮弹、八十五毫米炮弹、一百二十二毫米炮弹来了。等那些从西伯利亚的兵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从被炸断的铁路线上抢运过来的、从帝国军每一个还在运转的血管里挤出来的补给到了。仗还要打。而且会更惨。因为布达佩斯是欧洲联盟在匈牙利平原上的最后一座堡垒,拿下它,多瑙河的大门就敞开了。因为布达佩斯也是帝国军在东欧平原上的最后一道门槛,丢了它,就只能退回喀尔巴阡山,退回那几条已经被炸烂了的山路,退回那个冬天。
所以没人睡觉。不是不困,是不敢。你永远不知道对岸的德军会不会突然打一发照明弹,把河面照得雪亮,然后机枪就响了。你永远不知道美军的轰炸机会不会在夜里冒险出动,用雷达找到你的位置,把五千磅的炸弹扔在你的头顶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你醒着。醒着,等。
叶凌坐在一堵矮墙上面。
矮墙有一米多高,是石头砌的,外面抹了一层水泥,水泥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大大小小的、颜色深浅不一的石块。她坐在墙头上,两条腿悬在外面,靴子的鞋尖离地面不到一尺,脚踝处沾着干了的泥巴和暗红色的、不知道是铁锈还是血的东西。她把四十五式横抱在怀里,枪口朝着西边,保险关着,食指搭在扳机护圈的外面,拇指按着枪托的防滑纹。她没有靠墙,腰挺得很直,但肩膀微微塌着,像一个人坐在一个不适合坐的地方坐了太久,身体的每一块骨头都在喊疼,但没有人在乎。
她望着西边的夜空。
夜空是黑的。不是那种有星星的、深蓝色的、让人想写诗的黑,是那种什么都看不见的、像锅底一样的、压在头顶上的黑。云层很厚,很密,从东铺到西,从南铺到北,把天和地缝在了一起。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你觉得“上面还有东西”的光点。但她知道那些东西还在——云层上面有星星,星星上面有更远的东西,只是她看不见而已。就像战争,就像活着,就像那些她每天都在等但从来没有准时来过的东西。
只有远处布达佩斯城里的灯光,在云层的下面,隐约的,微弱的,像一颗颗快要熄灭的、暗黄色的灯。那些灯不是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窗户要么碎了,要么用木板钉死了,要么挂着一块黑布。那些灯是从缝隙里漏出来的,从门板的下面,从窗帘的边上,从屋顶被炮弹掀掉之后残留的墙角里,一小缕一小缕地、偷偷摸摸地漏出来的。城里还有人。有人在那些灯光下面吃饭,有人在那些灯光下面睡觉,有人在那些灯光下面写日记,有人在那些灯光下面给孩子喂奶,有人在那些灯光下面做所有和平年代里该做的事情,假装外面没有战争。
李苏皖坐在她旁边。她没有坐在墙头上,她坐在墙根下面,背靠着那面冰冷的、凹凸不平的石墙,蜷着腿,把下巴搁在膝盖上。药箱放在她脚边,已经空了,只剩几片吗啡和一卷没有黏性的胶布。她的背包放在药箱旁边,里面是她的全部家当——一件换洗的衬衣、一双备用的袜子、一把折叠剪刀、一包没吃完的饼干、一张从某本杂志上撕下来的、已经揉皱了的彩色插页。插页上印着一个花园,喷泉在喷水,玫瑰在开花,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裙子站在拱门下面,笑着。
她没有看夜空。她望着那些灯光。那些灯光在对岸,在布达的那一边,在多瑙河的那一边,在德军的机枪掩体的那一边。那些灯光离她不到三公里,但她觉得它们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不是因为它远,是因为它不属于她。属于她的东西都在这边——废墟、碎石、尘土、火药味、血腥味、没有药的伤员、没有子弹的步枪、没有明天可盼的今天。
“叶凌,你说,布达佩斯的人为什么不跑?”她问。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卷走了。
叶凌想了想。“也许跑不了。多瑙河上的桥都炸了,要跑只能游泳。也许没地方跑。西边是德国人的地盘,东边是我们的地盘,南边是罗马尼亚人的地盘,北边是斯洛伐克人的地盘。到处都是军队,到处都是战场,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也许觉得跑不跑都一样。”她停了停,用鞋尖在地上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你跑出这座城市,外面的城市也在打仗。你跑出这个国家,外面的国家也在打仗。你跑出这片大陆——你能跑出这片大陆吗?船在哪?船票在哪?你要跑到哪里去?美洲?美洲也在打仗,只是不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李苏皖沉默了很久。她把下巴从膝盖上抬起来,把脸埋进手臂里,闷闷地说了一句话。叶凌没听清,侧过头去,听见她重复了一遍:“他们会死吗?”
叶凌没有犹豫。“会。打仗就会死人。不管是谁,不管在哪边,都会死。”她说完这句话,自己也沉默了一下。她在想这句话是不是太狠了,是不是不应该对一个明天还要去给伤员换药的人说这种话。但她没有收回。因为这是真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勇气,不是信念,不是粮食和弹药,是知道“会死”并且接受它。
李苏皖低下头,开始抠手指甲。指甲很短,几乎抠到肉了,但里面还是嵌着黑泥。那层黑泥像是长进了皮肤里一样,怎么抠都抠不干净。她用食指的指甲去抠拇指的指甲缝,抠得很用力,指甲盖都抠白了,像是想把那些黑泥连皮带肉一起抠掉。她抠了很久,抠不干净。她的手指上缠着胶布,胶布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沾着灰,黏糊糊的。她抠着抠着,突然停下了。
“叶凌。”
“嗯。”
“我不想死。”
她的声音不大,没有哭腔,没有颤抖,就是很平常的、很低的声音,像在说“今天好冷”或者“我饿了”。但那种平常恰恰是最让人心里发紧的地方。
她不是说给叶凌听的,她是在跟自己说,是在确认一个事实——我还活着,我不想死。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在五月的夜里,在布达佩斯城外的废墟里,在战争的缝隙中说出的最诚实的一句话。
叶凌伸出手,在黑暗中摸到李苏皖的手,握住。
李苏皖的手很凉。匈牙利五月的夜风从多瑙河上吹过来,带着融雪的水汽,凉得像秋天的尾巴。她的指节粗大,握过枪、握过担架、握过止血钳、握过一双双正在失去温度的手。指甲很短,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怎么洗都洗不掉,怎么抠都抠不干净,像是战争在她身上留下的第一个纹身。但握上去的时候,它是实的,软的,暖的,有骨有肉有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