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十一个小时。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没有睡。
窗外的雪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夜。
手机一直没响。
凌晨两点的时候，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屏幕干干净净的，没有消息，没有未接来电。
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又掏出来看了一次，还是没有。
清晨六点，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上午九点多，列车员报站。
我站起来，拎着一只帆布包，跟着人群往车门走。
走出车站的时候，南方的空气迎面扑过来——
湿的，凉的，不扎人。
和我三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站在出站口，还没想好怎么走，就看见她了。
母亲站在广场边上，裹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围巾缠了两圈，露出一小截下巴。
她就站在那儿，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踮着脚尖朝出站口这边望。
我拖着步子往她那边走。
她也看见我了。
她没动，就那么站着。
等我走到她面前，她伸手接过我拎着的帆布包。
“手怎么这么凉？冻坏了吧？”
“走，回家，妈给你热着汤呢。”
她转身走在前面。
我跟着她。
她后脑勺的白发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有很多话想说，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家还是老样子。
门打开的时候，一股熟悉的气味扑过来——
老房子的气味，混着厨房里的葱姜蒜味和晒过太阳的棉被味。
“鞋脱了，地上凉。”
我弯腰换鞋。
那双粉色的棉拖鞋还在原来那个位置，鞋底有点薄了，但穿上去还是暖和的。
“去洗手，汤在锅里。”
我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
热水冲在手上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
右手食指和中指的关节还有些发红，但不肿了。
我搓了搓，擦干，走出来。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汤，一碗米饭，一碟青菜，几块红烧肉。
汤是排骨玉米汤，玉米切成小段，排骨炖得酥烂。
我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
“雨儿，”
母亲在对面坐下，
“你回来就好。妈不问你，你也不用说。”
我握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
“嗯。”
“吃吧，不够锅里还有。”
我低头吃饭，一口，两口。
和着我的眼泪，连同米饭一起吃进去。
下午，母亲去菜市场买菜，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把它放在茶几上。
过了几分钟，又拿起来看了一眼。
还是没有。
整个下午，手机都没有响过。
晚上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是黑的。
第二天没有消息。
第三天也没有。
第四天上午，我出门了。
走到镇上的小超市买了一包挂面和一袋盐，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处不大的服装店，门口贴着红纸打印的招工告示。
我推门进去。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带着这边的口音。
“你是本地人？”
“以前住这，后来嫁到外地了。”
“回来了？”
“嗯。想找个活儿干。”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会熨衣服吗？”
“会。”
“明天来试试吧。”
我走出来，站在屋檐下。
天刚下过雨，还是灰的。
手机在口袋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第五天，我上班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我停下来，掏出来看。
丈夫发来的。
只有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看了三秒。
然后锁屏，把手机塞回口袋里。
没有回。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母亲正在厨房里热菜。
我换了鞋，走过去靠在门框上，看着她把菜倒进锅里，香气漫开来。
“妈，你说人要是一直不被叫名字，是不是就不算活着？”
她没有回头。
锅铲在锅里翻炒了几下，才开口：
“你叫什么？”
“徐梦雨。”
“那不就结了。你叫什么，你自己知道就行。”
她盛出菜，转过身，
“别人不知道，那是别人的事儿。”
我把那盘菜端到桌上。
热气扑在脸上，烫的。
暖的。
窗外雨停了。
路灯亮起来，湿漉漉的路面映着光。
我在餐桌边坐下来，拿起筷子。
手机在口袋里，没有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