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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苏黎世的第一年，过得其实没那么漂亮。
右手不存在了，可大脑一开始不肯认。
吃饭会下意识伸右手，洗脸时会想双手捧水，实验记录写到一半，肩膀也总习惯性往右边挪。
最严重的时候，我连续一个月睡不好。
可研究室里没人因为我少一只手，就把我当易碎品。
导师第一次带我进低温实验室，只问了一句。
“会操作数据系统吗？”
“会。”
“那就干活。”
挺好。
我最怕的就是别人看见袖口，先替我难过。
第二年，我们开始做低温缺血后的快速灌注研究。
第一次临床转化，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登山者。
他的右手被困在冰缝里三个多小时，送进医院时所有人都做好了截肢准备。
我盯着监测数据，一夜没睡。
最后，那只手保住了。
一个月后，他来复查。
年轻男人坐在我对面，费劲地屈了屈五根手指。
动作很丑。
可五根都在。
他笑得像个傻子。
“医生，我以后还能抱我女儿吧？”
我看着那只手，忽然也笑了。
“好好复健，可以。”
出了诊室，我在洗手间待了十分钟。
不是难过。
就是第一次觉得，当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像不只有疼。
五年里，我们的项目做了三次迭代。
我从研究助理做到项目负责人，也彻底不再碰临床主刀。
三个哥哥偶尔会给我发邮件。
大哥每年只有一句生日快乐。
二哥会把救援队新修订的低温转运标准发过来。
三哥最长，写过十几页冻伤病例讨论。
我都看见了。
也都没有回。
第五年，国内极寒医学论坛邀请我回去做主报告。
邀请函下面还有一行合作单位。
云岭山地救援中心。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半分钟，最后还是点了接受。
不是为了见谁。
我们的新方案如果能进入一线救援流程，就能把最关键的缺血时间抢回来。
我没必要为了躲他们，连自己的工作都绕路。
论坛那天，我讲完最后一页数据。
台下掌声很久没停。
等我从后台出来时，走廊尽头站着三个熟悉的人。
五年没见，他们都老了一些。
大哥第一个走过来。
他的视线落在我空着的右袖上，又很快移开。
“栀栀。”
他停了几秒。
“你还怨我们吗？”
我摇摇头。
是真的不怨了。
恨一个人，也很费力气。
而我的力气早就有别的地方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