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打了四个月。
我爸在法庭上看到我的时候，表情像见了鬼。
他大概以为我还是那个站在工厂门口等发工资的十八岁女孩。
瘦得皮包骨，指甲里全是机油。
"法官，我不认识她。"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连眼神都不肯往我这边看。
律师把伪造签名的笔迹鉴定报告递了上去。
还有我妈住院期间的医疗欠费记录，以及他在同一时间段在另一个城市的消费流水。
我妈化疗费欠了三万七的那个月，他在隔壁省的金店给另一个女人买了一条项链。
四千八。
发票都在。
他的律师试图辩解说那是赠予行为，我妈生前知情并同意。
"我妈去世前三天还在问我，你爸什么时候把钱拿回来。"
我在证人席上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
"她到死都以为他只是出去借钱了。"
法庭很安静。
我爸在被告席上低着头，肩膀耸着。
不知道是心虚还是在演。
判决结果是两周后下来的。
房产部分因为已经被转售，无法追回实物，但法院判他返还等额价款外加赔偿。
总共四十七万。
他根本拿不出来。
那个小卖铺一个月流水还不到两千块。
律师说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他现有的财产。
我说好。
拿到判决书那天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墓园。
把复印件叠好放在碑前。
"妈，赢了。"
"钱不一定拿得回来，但他得还。"
"一分一分地还。"
风很大，向日葵的花瓣被吹掉了一片。
我捡起来夹在判决书里。
回南方之后，陈医生说我的量表分数又降了。
"焦虑指数从42降到了28，抑郁指数从56降到了31。"
他把报告递给我看。
"你现在已经不属于重度了，中度偏轻。"
"还需要继续吃药吗？"
"再吃三个月，然后逐步减量。"
"如果一切顺利，年底之前可以完全停药。"
我拿着那张报告走出诊室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走廊的地板上。
很亮，亮到我眯了眼。
以前在那座城市的医院里，走廊永远是灰白色的灯光。
我在那种灯光下走了三年，觉得全世界都是那个颜色。
原来不是。
原来换一个地方，连光都是不一样的。
翻译工作室年底接了一个大项目，是一家海外出版社的系列丛书。
老板问我愿不愿意做主译。
"你确定？这个项目交期很紧。"
"确定。"
他看着我的眼神跟一年前面试时不一样了。
那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履历、只有一叠散装资质证书的瘦小女孩。
现在他看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他说了一句话。
"许望舒，你是我见过最不像二十三岁的二十三岁。"
"是褒义还是贬义？"
"是值三倍工资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去海边跑步。
跑完之后坐在沙滩上吹风。
手机收到了陈医生转发的一篇文章。
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者写的，标题是《从依附到自足：创伤后个体的自我重建路径》。
他在文章后面加了一句：这篇写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把文章看完了。
里面引用了一句话，出处不记得了，大意是：
被打碎的人不需要被修复成原来的形状，因为原来的形状本身就是牢笼。
海浪一遍一遍冲上来，又退回去。
我想起我妈在病房里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
"望舒，活下去就好。"
活下去了。
不只是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