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说的是方听澜。
“不认识，”我说，“路人。”
妈妈嗯了一声，“她拦着你爸，你爸那个脾气，也没跟她发作，奇怪。”
我没有接话。
妈妈又站了一会儿，说：“喝完碗放楼梯口，我一会儿收。”
然后她走了。
我端着那碗蛋花汤，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
我不知道那碗汤是什么意思。
是愧疚，还是习惯，还是只是因为今天弟弟安全了，她心情好，顺手也给我带了一碗？
我把碗放到书桌上，坐下来，打开抽屉，从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有几张纸，是我这两年去旁听法律讲座时自己做的笔记，还有几份从图书馆复印的法条，边缘已经有点发黄。
我把那张名片从枕头下取出来，夹进信封里。
然后我打开其中一张笔记，是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我用红笔在一行字下面画了线——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旁边我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很小，要凑近才能看清楚：
“虐待的认定标准是什么？长期剥夺食物算不算？”
这个问题我旁听了六次讲座，都没有找到答案。
直到有一次，讲座结束后，我在提问环节举了手，把这个问题念出来。
现场沉默了大概两秒。
然后台上的教授摘下眼镜，看着我，问：
“这个问题是你想到的？”
“是。”
“你几岁？”
“十一岁。”
那是两年前。
那个教授，就是方听澜。
我把笔记重新折好，放回信封，信封放回抽屉，抽屉锁上——我有一把小锁，是用零花钱买的，爸妈不知道，弟弟也不知道。
我端起那碗蛋花汤，喝了一口。
有点咸，但是热的。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弟弟已经坐在餐桌前了，妈妈在给他盛粥，爸爸在看手机。
我走下楼，在餐桌另一侧坐下来。
妈妈抬头，给我也盛了一碗，没有说话。
弟弟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用勺子搅粥。
他没有找机会打我。
不知道是因为昨天的事，还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点虚，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我喝完粥，把碗放回桌上，说：
“妈，我下午想出去一趟。”
妈妈问：“去哪儿？”
“图书馆。”
她看了我一眼，说：“几点回来？”
“五点前。”
“行，早去早回。”
我应了一声，起身，往门口走，把外套从挂钩上取下来，穿上。
口袋里，那个装着名片的牛皮纸信封，折了一折，贴着外套内衬。
我打开门，走出去。
“你来了。”
方听澜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见我，往里让了让，“进来坐。”
办公室不大，靠窗一张书桌，两侧书架顶到天花板，书脊挤挤挨挨，有些歪着靠在别的书上，有些横着叠在最上层。
我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在书桌后面坐下，把茶放到一边，看着我，说：
“昨天那件事，你有没有想清楚？”
“什么事？”
“你为什么换。”
我沉默了一下，说：“我想让他知道是什么感觉。”
“然后呢？”
“然后他知道了，”我说，“大概知道了三分之一。”
方听澜听完，没有立刻说话，把茶杯转了半圈，说：
“你知道昨天那件事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吗？”